末代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色楞是孝庄文皇后四哥、第一代达尔罕亲王满珠习礼的第十代世孙，第十二代达尔罕亲王，族姓为博尔济吉特，汉姓简化为包。那木济勒色楞的汉名为包乐康。

“达尔罕”，蒙语，有两个意思：一是勤劳，二是工匠。清王朝在封王时，对战功卓著的封“达尔罕”号，凡加有“达尔罕”号的王，俸银、俸缎要高于其它封号的王。

第一代达尔罕亲王满珠习礼是科左中旗始祖莽古斯的孙子，166年他初封为巴图鲁多罗郡王。顺治九年〔165年）因屡立战功被加封“和硕达尔罕亲王”号，1659年诏为“世袭罔替”。

1665年满珠习礼病逝，他的儿子和塔承袭了和硕达尔罕亲王，去掉“巴图鲁”封号，为第二代达尔罕亲王。1669年和塔逝世，1671年他的长子班第承袭第三代达尔罕亲王。1710年班第病逝，他的儿子罗卜臧衮布承袭第四代达尔罕亲王。175年罗卜臧衮布病逝，他的第三子色布腾巴拉珠尔承袭第五代达尔罕亲王。1755年色布腾巴拉珠尔因用人失误被革去亲王爵，他的哥哥色旺诺尔布承袭第六代达尔罕亲王。1774年色旺诺尔布病逝，他的长子旺札勒多尔济承袭第七代达尔罕王。1798年旺札勒多尔济逝世，他的长子丹曾旺卜承袭第八代达尔罕亲王。1808年丹曾旺卜病逝，他的长子布彦温都尔湖承袭第九代达尔罕亲王。18年布彦温都尔湖病逝，他的长子索纳穆朋苏格承袭第十代达尔罕亲王。1874年索纳穆朋苏格逝世，他的长子衮布旺济勒承袭第十一代达尔罕亲王。188年衮布旺济勒因权位之争被亲族暗杀，他的独生子那木吉勒色楞于1884年承袭第十二代达尔罕亲王，为末代达尔罕亲王。

那木济勒色愣1878年1月0日出生于科左中旗花吐古拉镇的浩日彦艾勒〈原达尔罕王府所在地〉，出生后就为公品级头等台吉，那木济勒色楞承袭达尔罕亲王时，年方七岁。由于年幼，由本旗卓哩克图亲王（闲散王公）丹色里特旺珠尔和额尔德尼毕力克图父子先后代理札萨克职务。那木济勒色愣自幼在家馆及北京宫廷内读书，通晓蒙汉文，兼修藏语和英语。1889年光绪皇上举行登基十五年庆典时，那木济勒愣被赏二级、纪录四次。1894年月6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时，那木济勒愣又纪录四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那木济勒色愣受清室赏戴三眼花翎。光绪二十四年0898年〉，那木济勒色愣年满18岁，开始正式行使旗札萨克的权利；光绪二十九年090年)九月十九日，任哲里木盟盟务帮办;光绪三十年0904年）任御前行走；光绪三十一年0905年）赏用紫續;光绪三十二年0906年)正月三十日，简任哲里木盟副盟长;宣统元年〔1909年)升任哲里木盟盟长。

辛亥革命以后，1911年1月，外蒙古在沙俄帝国的支持和帮助下宣布独立，并煽动内蒙古王公起来响应。内蒙古有些王公如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札萨克郡王乌泰曾起而响应，举兵叛乱。但那木济勒色愣同内蒙古许多爱国王公一起，未为所动，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他承袭了清王朝对蒙古王公笼络、羁縻的政策，于民国元年091年)8月，颁布蒙古王公待遇九条，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蒙古王公制度，并对赞成共和的蒙古王公“加晋”和封赏。那木济勒色愣因是和硕达尔罕亲王，无爵可晋，移封其长子包晓峰(林沁色鲁布〉为辅国公。191年月5日，中华民国大总统授予那木济勒色愣二等嘉禾勋章。

19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曾动员他出任科左中旗伪旗长，他借口有病，决不事敌。此后那木济勒色愣避居北平(北京〉长达17年之久。19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曾任命他为行政院顾问等闲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任他为东北接收大员、哲里木盟盟长，但均未到职。1948年冬，那木济勒色楞和福晋朱博儒及部分子女赴台北，1949年移居香港九龙，1951年6月6日，因患脑溢血在九龙去世，终年7岁。

190年〈光绪二十九年〉1月19日，遵慈禧太后之命，那木济勒色楞与清室克勒郡王之女四格格成婚，生有二男二女，长子包晓峰(仁钦舍鲁布〉，娶张学良将军的二姐张怀英为妻;次子包明远，因系白痴，虽聘订吉林省督军吴俊升之女，但终未成婚;长女包毓琴，嫁给了蒙古真旗(现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爷云丹桑布;次女包淑郁早亡。

195年，那木济勒色愣原配夫人死后，又与朱博儒结婚。那木济勒色愣与朱博儒生有七男五女。排行三子的包叔仁(达木仁色楞〉，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北京〉与于藏山（曾任伪满州国治安部大臣〉之五女成婚，1949年赴美定居，有两个儿子;三女包竞学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居北京;四女包懋勤学医，七十年代初于北京病故；五女包静安，毕业于辅仁大学，1986年9月北京病故，其夫金曾武是中国外交部干部；四子包德本〈包晋祺〉，1944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教育心理学系，1947年任国民堂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后到台湾任台湾省政府秘书，后逝世于台湾，留下一个女儿;五子包洪业在台湾逝世，无子女；六子包克明、七子包建民在香港居住；六女包嘉敏、七女包锦文现定居美国；八子包铁铮(蒙名铁木尔，又名包约翰广他生于北京，幼年在北京美国人办的学校学习，于香港大学理工科毕业后去美国，是美籍科学家，德利泰公司总裁，其妻蒋东龄是名画家蒋青霜之女。

那木济勒色楞是虔诚的喇嘛教信徒，手不离念珠，嘴不离经书。特别在前半生中，喇嘛教成为他精神上的唯一寄托。他鼓励旗民出家当喇嘛，不惜重金修缮庙宇，定期举办佛事活动，使喇嘛教在全旗非常兴盛。据197年

不完全统计，科尔沁左翼中旗74座寺庙中有喇嘛544人。

喇嘛教是藏传佛教。所以那木济勒色楞对**、班禅极为崇拜。**喇嘛进京朝见期间，他曾多次前往叩拜，领受“佛恩”。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于197年自西藏来京。6月，班禅应那木济勒色楞之邀请，来到科尔沁左翼中旗唐格尔庙讲经。后又应本旗温都尔王阳仑扎布之请，到慧丰寺(西玛拉沁庙〉放经。班禅的到来，成为当时一大盛事，轰动了东蒙古。除了哲里木盟外，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等地的王公贵族和成千上万的蒙古族群众，不远千里云集而来，使唐格尔庙、慧丰寺周围方圆十多里，布满了蒙古包，人人都以能谒见班禅为一生中最幸福之事。当时，班禅走动时，則边由达尔竿王、温都尔王持香火引路，沿途人们跪在路旁。当班禅讲经法会开始之际，法号法鼓齐鸣，达官贵族、上层喇嘛跪在大殿内外，目不转睛地望着班禅屏息静气聆听;地主、牧主以及大小随员延伸到大殿院外；而普通百姓则排列到数里之外，静听远方传来的微弱的声音，甚至什么也听不见。特别是班禅举行摸顶仪式时，人们更是争先恐后地接受摸顶洗礼，然后领得一缕红布条（称做“景嘎”)这个吉祥如意的象征物，系在脖子上。更有甚者，则是那些达官显贵们用大量的银钱，弄到用班禅的排泄物制成的所谓“仙丹灵药”，如获至宝，以为吃了这些就可以沃生不老，真是愚不可及。那木济勒色愣、阳仑扎布虔诚地举办这场内蒙古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佛事活动，说是为民众解除苦难，造福康乐，但是实际上给已经十分贫困的、信奉喇嘛教的蒙古族群众创造了进贡、施舍的机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化，并一度造成鼠疫流行。

民国以后，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军阀，一直控制着东北地区〔包括东蒙在内张作霖为了对外防止帝国主义势力的渗入，对内巩固封建割据式的统治，便看中了科尔沁左翼中旗这块肥肉。这里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可攫取的土地、物资、矿产资源甚多;这里处于东北腹地之内，又介于吉林、奉天(今辽宁）与热河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达尔罕亲王在东部蒙旗王公中有很大的影响，对维系奉系军阀与各旗王公的联系、稳定东蒙局面均有重要作用。因此，张作霖甚为重视和拉拢那木济勒色愣。早在民国初年，张作霖即与那木济勒色楞结为盟兄弟；以后张作霖又将自己的女儿许与那木济勒色楞之子，成为儿女亲家。195年，又经张作霖牵线，朱博儒成为达尔罕王的福晋。而那木济勒色楞也需要靠山，需要军阀的支持，以巩固其在旗内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们之间的极其密切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之上。

朱博儒是曾任清廷要职的朱恩古之女，毕业于北京女子中学，风度儒雅，仪态端庄。她来到科尔沁草原之后，对那木济勒色楞产生很大影响。达尔罕王对这位福晋极为信任，言听计从。朱博儒不仅替那济勒色愣对外联系应酬，甚至常常左右旗内的政务。

民国初，科尔沁左翼中旗除了畜牧业经济外，一无工业，二无商业，民间的小手工业、小商小贩也廖廖无几。那木济勒色楞受东北和内地开矿山、建工厂的启示，产生了开发蒙地之念。由欧洲请来顾问、专家数人，其中有英国的博士汤斯、丹麦博士艾伯礼、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探矿工程师华裔王子文博士等，到科尔沁左翼中旗实地勘察，筹谋开发。但由于旗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也没有得到民国当局的支持，便流产了。这使他意识到兴办教育的重要，加之亲家张作霖也鼓励他办学，于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也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学堂。清代，科尔沁左翼中旗只有少量的私塾分布在民间，而其中大多数均为王公贵族子弟所享有。因而“人智未开，教化未行”，人民处于封闭落后状态。清末民初，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率先创办学校，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断向清廷呼吁，开发蒙智，于是，在光绪三十二年0906年)于昌图城西北小壕子僧王祠堂院内，设立了科尔沁左翼三旗蒙汉小学堂。但因儿童上学远离家乡，诸多不便。那木济勒色愣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鼓励本旗多办私塾。在私塾就读者，每人每月奖三元银洋。后来又将玻璃山南北丈放土地的收入作为办学基金(后称学田地〉，先后设立了三所旗办小学校，即设在本旗庄头屯的第一学校;设在奉天（沈阳〉小河沿达王府内的第二学校和设在辽源县郑家屯白市的第三学校。这三所小学均收蒙古族儿童。校长、教师都是那木济勒色楞用高薪从沈阳聘请来的。教科书采用上海中华书局编印的小学课本。这使科尔沁左翼中旗大量青少年受到了教育，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内蒙古有名的专家学者。那木济勒色愣还积极鼓励身边的侍从人员出外深造，有**个人进入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就读，有的还出国留学。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关起义，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内蒙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重视发展现代教育，这是那木济勒色楞的一大历史贡献。

那木济勒色楞自从18岁主政以来，使他最为烦恼、最失信于民的事，莫过于放垦旗地而导致了以嘎达梅林为首的武装抗垦斗争。

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科尔沁左翼中旗就发现有流民越境垦荒。咸丰三年〔185年)达尔罕王开丈郑家屯荒地。起初这些由内地不断流入的汉民，“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入蒙籍、娶蒙妻、为蒙僧，否则不容其自撑门户。”后来随着流民的大量涌入，逐渐形成蒙汉杂居，农牧并存的局面。最初，清廷曾一再发布政令，严禁开垦，然而令行不止。清廷为了便于统治这些流民，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年)相继设置梨树、怀德、辽源(今双辽)等县来管理。光绪二十九年〈190年〉，清朝实行移民实边，开发蒙地的新政策，科尔沁左翼中旗亦由私垦进入招垦阶段。民国政府继承清朝的衣钵，变本加厉地为丈放蒙地大开绿灯。从1908年到191年间，科尔沁左翼中旗的王公贵族为了贪图眼前利益，曾前后七次大放蒙地。宣统年间，卓理克图亲王额尔德木毕里克图，为了偿还陈债，强行丈放温都尔王的属地新甸，面积达6万余垧，温都尔王上告清廷和旗札萨克，最终仍以地价偿还卓王旧债了事。卓哩克图亲王为了偿还新债，又于民国元年091年)丈放巴林爱里荒和辽西荒。这样就在科尔沁左翼中旗腹地设置了通辽县。

科尔沁左翼中旗每经一次出荒，就要迫使许多蒙民背井离乡，赶着牲畜迁移。但是，此荒未竣，另荒又开。北迁的蒙民还没站稳脚跟，又要往北迁。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面对这种情形，那木济勒色楞曾向民国当局恳请停止丈放，前来放经的班禅也向政府、军界呼吁，但均无济于事。那木济勒色楞屈服于外来压力，以软硬兼施、小恩小惠的方法，力图缓和同民众的矛盾，对王公之间的内争，则尽量说合，平息纠纷。

198年，奉天省政府与掌握达尔罕王府实权的梅林韩色旺勾结起来，竟要继续把达尔罕王的属地招垦放荒。奉天省政府委派王伟烈委员前来勘查，拟设辽北县和福源县。计划福源县府设在架玛吐，辽北县府设置在舍伯吐。王伟烈在呈文中说:此地地理位置重要，便于控制，地处热辽两省之间，周围与乌珠穆沁、阿鲁科尔沁、扎鲁特、图什叶图连接，在防守与治理上都有优越条件……。

韩色旺打着王爷和福晋的旗号，以垦务局主任自居，欺压百姓，借垦荒之机大发横财。在199年春，韩色旺与东北军阀相勾结决定强行开荒，派出测量队丈量土地。全旗民众对强行开荒极为不满，举行群众集会。7月，选出以嘎达梅林为首的代表团，带上“独贵龙圆形签名书)赴奉天向达尔罕王和辽宁省政府请愿，提出“不停止出荒，代表团不回旗”的正当要求。那木济勒色楞和他的福晋朱博儒对此深为不安，但他们碍于和张作霖的关系，又不敢开罪奉天官府。这时韩色旺也跑来奉天，代表达尔罕王出面规劝嘎达梅林说：“只要你回去，赏你十方好地，一万块银元，”遭到嘎达梅林的断然拒绝。199年8月19日，韩色旺以科尔沁左翼中旗旗府和达尔罕王的名义，向辽宁省政府发出公函，请求将赵瑞堂、张瑞、孟青山(嘎达梅林〉、韩生格拿获解交本旗查办。省政府当即派出军警逮捕了嘎达梅林等人，送归本旗。

1月1日夜，嘎达梅林被其妻牡丹解救越狱成功，从此开始了武装抗丈斗争。嘎达梅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队伍从几十号人马很快发展到上千人的起义大军，在西夹和辽北两荒广大地区，袭击荒务人员，惩办走狗，而且使远在通辽县、辽源县的官府衙门也惊恐万状。抗丈斗争的烈火，燃遍了科尔沁左翼中旗大地。东三省司令长官派兵分驻荒段强行武装丈量，亦未奏效。此时，那木济勒色愣进退两难，向辽宁省省长臧式毅呈文，恳求重视蒙民生计，借以维持旗制。190年9月8日，臧式毅在批文中声称查西夹荒界址，业经划定范围，从事勘查，断无变更之理，所请……，碍难照准”等等。并调集洮南、白城子、郑家屯、通辽、开鲁等地数千官军，在达尔罕王府旗卫队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嘎达梅林的起义军展开了围剿。起义军经过多次出击，伤亡过大，并与外界中断了联系，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191年4月9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嘎达梅林带领仅存的几十个弟兄，在舍伯吐附近的新开河洪格尔敖包渡口渡河时，被尾追到河边的军阀汤玉麟部崔兴武旅的团长李守信开枪击中，英勇牺牲。

嘎达梅林的抗丈起义斗争，是内蒙古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壮举。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表达了草原人民反压迫、图生存的坚强意志，给予封建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迫使内外统治者丈放辽北荒、西夹荒的计划归于流产，设置辽北县、福源县的预谋也成为泡影，科尔'/心左翼中旗建制得以保留下来。

19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揭开了大规模野蛮侵略中国的序幕。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东北三省及东部内蒙古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一些军政官员和蒙旗王公投靠日本，甘心认贼作父，为敌效劳。韩色旺这时也担任了由日本关东军策划的“内蒙古自治军”第二军司令。何去何从，摆在那木济勒色愣面前。

那木济勒色愣和张作霖父子关系至深，日本军国主义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之后，又企图谋害张学良将军，那木济勒色愣由此对日本军国主义极为不满，特别是看到日军在沈阳街头横行，更感到愤怒。当时，日方已把被推翻的宣统皇帝溥仪挟持到大连，有迹象表明要抬出这个末代皇帝建立傀儡政权。达尔罕亲王家族与清皇室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若随溥仪共同投靠日本，稳拿高官厚禄。而且此时，有一些旧友受日军本庄繁、土肥原贤二等头目的委托，前来劝说那木济勒色楞参加即将出台的伪满政权。这时福晋朱博儒对那木济勒色楞说官财可以不顾，名声最为重要。卖国还是爱国，爱国为贵，”促使那木济勒色楞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离沈赴平(北京〉的决定。

那木济勒色楞在出走之前，招来本旗贝子色拉哈旺珠尔，谈了自己的打算。他说广我在旗内威信下降，处境很艰难，留下来凶多吉少。我信任你胜过你兄王〔指温都尔王阳仑扎布：！，把旗札萨克大印交给你，我走也放心了。”色拉哈旺珠尔说我才疏学浅，难以当此大任，还是把印交给我大哥吧!”

正当那木济勒色愣筹划出走的时候，在191年末，日军突然劫持了达尔罕王，逼他当傀儡。脱险后，在英国医生的掩护下，那木济勒色楞化装成平民模样，携带家眷，离开了日军严密设防的沈阳，来到北平避居。他是内蒙古东部唯一没向日本军国主义归顺的札萨克王公。从沈阳到北平，这是那木济勒色愣一生重要的转抚点，也是他后半生生活道路的新起点。

那木济勒色楞到北平后，先住在安定门红罗厂花园府，后移居东四马大人胡同九号〈现为育群胡同〉。国民初到北平，那木济勒色楞的情绪比较低沉，整日沉默寡言，后来生活渐次有了规律，情绪也较前为好。他每天清晨进佛堂念经或静坐，向神佛和先祖祷告，然后读四书五经，偶尔也浏览英文书报。下午通常是不带跟差，一个人到街上，很少坐洋车和汽车。随他来北平的本旗人后来都回老家了，府中仅有几个管家和佣人。“七，七”事变后，北平等地也相继沦陷。那木济勒色楞临此突变，不知所措，坐卧不安，避居家中。不出所料，日本人又找上门来了，开始用甜言蜜语来笼络引诱，说什么王爷的属地还保留着，等待王爷回去主持旗政。”后见那木济勒色愣沉默不语，就威胁他说今天的北平，可不象当年的奉天，你还能往哪里跑？望你早日应允，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那木济勒色愣说：“那边还有温都尔王阳仓扎扎布呐，不缺我这个病魔缠身的人。我患严重的肺结核病，难以回旗料理政务。”那木济勒色愣拿出由地安门大街清源医院开出的X光片做证(实际上是托人买来的假片子和诊断证明〉，日方见此情景，才再没有来找麻烦。那木济勒色楞虽然又闯过了这关，但是居住在日伪政权之下，深恐不知何日灾难临头。因而终日提心吊胆，小心翼翼。

那木济勒色愣虽然久居北平，但经常思念故乡的山河与亲朋故旧。可是由于东北和华北处于两个日伪政权统治之下，因而长期听不到家乡的音讯。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对北平的统治才有所松驰，那木济勒楞利用这个机会，在194年秋，派其三子包叔仁秘密返回东北家乡探亲。当时，阳仓扎布已死，色拉哈旺珠尔热情接待了包叔仁。包叔仁转达了其父王对亲朋的问候，了解了家乡的实情，匆忙地返回了北平。那木济勒色愣深为灾难深重的家乡忧虑，期望早一天重见光明。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避居在北平的那木济勒色愣也高兴地认为重见光明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但是时局的发展与他的“重见光明”的愿望背道而驰，国共两党和谈未果，内战又迫在眉睫，这使那木济勒色楞又陷入迷惘之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遣大员纷纷赶赴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各大中城市接收，并拉拢有影响的各界人士为其效劳。1946年元月14日，重庆国民政府委任那木济勒色楞为东北接收大员，任命他为哲里木盟盟长，并授予二等景星勋章，还发来表彰电文。文称:那木济勒色楞是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札萨克兼该盟副盟长，在清代爵封双亲王，位极崇隆，“九丨一八”事变后，避居北平，持举谨慎。“七，七”事变后，敌伪迭施胁诱，均以病辞，不为所用，实属忠贞可嘉……。这时许多中外人士纷纷登门拜访，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将军和郭德洁女士相偕来访，勉其出来工作。那木济勒色愣在北京饭店盛情宴请了李将军和郭夫人。当时在北平参加军事调停执行部的美方官员，以及曾任驻华美军司令、后任蒋介石顾问的魏德迈中将等，也曾前来拜访。他们都希望他出任赴职，魏德迈还再三问他为何不为国家出力？而那木济勒色楞听到这些美言也曾一度动摇，后觉察时局不稳，因而始终未就职，一直住在北平观察局势的发展。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只和张氏〔张学良广吴氏（吴俊升）门第有来往。对一般来访，均让朱博儒出面挡驾。

他在北平的17年漫长时间，使他认真地回顾了前半生走过的道路。他深刻地认识到：大清对蒙古实行怀柔政策、愚民政策、联姻政策，是一把软刀子，它分裂着蒙古民族，几致蒙古民族于灭亡境地。他还说：民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边疆的得失是不注意的，国民政府是浙江人掌权，不懂边疆的历史，只知道十八省是中国人而已，中国差一点就亡在这些无知的人手中。

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全面反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那木济勒色愣还未预感到暴风骤雨即将席卷全中国，仍按原定计划随五女和女婿包静安、金曾武去南方为金的祖母下葬，然后到杭州等地游览。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急转直下，长春、锦州、沈阳相继解放，辽沈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时那木济勒色愣意识到北平也将很快落人共产党的手里。他同朱博儒和几个子女停留在上海等候四子包德本(当时任国大代表，台湾省政府秘书〉，来上海共商去路。包德本到来后，经过商讨,认为还是先避风险为好。于是决定先到台湾暂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长江北岸的国民党军队悉数被歼。那木济勒色愣看到国民党失去民心，大势已去，觉得台北也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就迁到他认为安全的香港九龙住下来。但由于经济来源有限，生活并不富裕，加之人地两生，流浪生活不知何日了，精神甚为忧郁。

1949年5月，包静安、金曾武夫妇到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高博泽布同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后来还不止一次地到他们家中拜访。高博泽布同志详细阐明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并转达了内蒙古人民政府对那木济勒色楞的希望。他说，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达王若是跟着国民党，必将身败名裂。达王坚持抗日，在家乡有相当的声望，我们对他是了解和尊重的。我们欢迎他回来，并且一定会予以妥善安置。他什么时候想通了，就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欢迎。高博泽布同志的话使包静安夫妇感到非常高兴。当月，包静安作为使者，带着祖国的召唤，冒着危险从天津港乘船经台北到了香港，向父母转达了欢迎他们回归祖国的信息。那木济勒愣第一次听到祖国的召唤，心里很不平静。由于多少年来形成的对共产党的疑虑心理，他一时还很难下定回归大陆的决心，但是心里宽敞多了，并且不由地升起叶落归根的愿望。他让五女回去之后转达他本人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感谢之情。包静安于1950年春天回到五星红旗飘扬的北京城。然而不幸的是，1951年4月6日，那木济勒色愣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在九龙去世，享年74岁。回归祖国的宿愿没有得到实现，是他终生的遗憾。他去世后，港九各界著名人士和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长官前去致哀。

未代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的一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后半生中，他从痛苦中觉醒，以“官可以不当,名不可玷污”作为信条，既没有投靠日本军国主义，也没有充当国民党政权**反人民的工具，从一个蒙古族封建王公逐渐觉醒为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期待国内和平的爱国人士，这是难能可贵的。

1985年10月初，未代达尔罕王那木济勒色楞的第八子包铁铮应哲里木盟行政公署邀请，从美国偕夫人蒋东龄回到阔别五十三年的故乡科左中旗访问，受到盟、旗领导的热诚接待。包铁铮在故乡停留五天，在通辽参观了民族小学、民族幼儿园、盟博物馆，又到达尔罕扎萨克王府旧址(科左中旗乌力吉吐苏木白音花林场)凭吊、替父辈圆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