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孙中山一去，张作霖干脆撕去了一切伪装，用自己的安国军政府取代了原先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北京中央临时政府，张作霖走到了前后。他一走到前台，首先将矛头对准著名共产党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张作霖是坚决*的。

这个早晨，张作霖接到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打给他的直线电话。本来，一个小小的京师警察厅厅长焉能把电话直接打给堂堂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但情况特殊，这是张大帅的特许。吴文在电话中以激动的心情向他报告：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共产党人，消失了很久的李大钊现身了。他们先是在东交民巷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不远处，抓到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北大学生，在校期间，李渤海经李大钊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过后成了职业革命者，先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地下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尚未用刑，李渤海就全部招供：年前，李大钊躲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后，李渤海负责作李大钊同外面的联系，是李大钊重要的联络员……

听吴文汇报时，张作霖思想上已经将李大钊案走了个来回：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13年留学日本。在日期间，投身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回国后任北大教授，鼓吹苏俄革命、苏俄理论，发展中*员；并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论文；亲自策划并领导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

19２４年１月，李大钊出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起草大会宣言；他为实现国共合作不遣余力，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他更是在实际工作中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工作。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李大钊策划、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军阀反当局运动，策应孙中山北上解决国是；１９２５年在北京组织５万余人的示威游行；１９２６年３月，发动了三一八运动……他多次走上街头，在人群广众中演讲， 甚至将矛头直接对准他张作霖，攻击他年前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强奸民意，闹得风生水起……那些李大钊组织的斗争场面场景，如在眼前，他对李大钊恨得牙痒痒的。李大钊的最终目的是，“阴谋”推翻政府，把中国变成像苏联那样的国家。这是他张作霖决不准、绝对不能容忍的！年前，他亲自下令逮捕李大钊，李大钊却失踪了，现在终于有了消息……

听完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汇报，张作霖立即发出指令：“立即逮捕李守常。要作到人脏俱在。然后向我报告！”

“是！”电话那头，京师警察厅厅回应得很坚决坚定。

根据《辛丑条约》，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所有使馆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能入内逮人。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使馆区的这个那个使馆避过难。苏俄十月革命后，苏联自行废除了历史上强加给中国的诸多不平等条，苏联大使馆也自行免除了外交豁免权。这样，就为他们逮捕李大钊提供了便利。

1927年4月6日一早，灰朴朴的北京尚未从梦中醒来。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亲率大批军警300余人，分乘几辆军用敞篷大卡车，风驰电掣地开进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嘎嘎地停在苏联大使馆门前，车尚未停稳，从车上陆续跳下大批身穿黑制服，头戴大盖帽、荷枪实弹，被北京人讥讽为“黑狗子”的大批警察。见大使馆两扇厚重的、具有俄式特色的大门紧闭。苏联大使馆是一栋四周高墙环绕，中有俄式楼房两楼一底、高顶阔窗红砖墙，墙上爬满瀑布般的绿色青藤。苏联政府不承认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苏联大使回国述职去了，大使馆内没有几个人。这就有大嗓们的警察上去大喊开门，大使内不应。吴文从众多警察中挑出10名彪形大汉，要他们团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门，经连续撞击，终于轰地一声撞开了大门。留馆镇守的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闻声而出，上前大声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砰地开了一枪，目的是为李大钊报警。军警中，就有人上前抓住、控制了甘布克；更多的黑狗子一拥而上、上楼去抓李大钊。

枪声响时，李大钊正在二楼书房里伏案办公，他刚上中学的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李大钊妻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后院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跑进来一下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很镇静地站起身来，一边安慰女儿，一边抬头从窗子里望出去。李大钊个子适中，着一袭黑色长袍、短发、唇上护一绺又粗又黑胡子，胡子末梢像两撇利剑像上挑起，长圆形的脸上戴一副眼镜。整个看去，他身上流露出浓浓的学者气，还有庄重、睿智。听着楼下牛鸣马嘶般的喧嚷和众多人踏着楼板咚咚而上的脚步声，他知道，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发生了 。他很镇静地搂着扑来的女儿，用一只温柔的大手，抚摸着女儿黑亮的头发，要女儿不要怕，爸爸在你身边。这时，关着的门被咚地一声撞开。众多的黑狗子一涌而进，摆开阵势，用长枪短炮对着他们，好像深怕他们跑了似的。内中一个黑狗子推着一个人进来，站在李大钊面前。这人是使馆工友，名叫阎振山，是大使馆安排照顾李大钊全家的。那个头戴博士帽的便衣特务，用手枪把戴在头上压得很低的博士帽一顶，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不会不认识吧？”

阎振山摇摇头：“我不认识。”众多的黑狗子中，这就闪出身着警服，腰扎军用皮带，皮带上斜挎可尔提手枪的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家伙用蛇一样阴冷的目光，分别瞅瞅“演戏”的阎振山、李大钊，冷笑一声，看着阎振山，不以为然地说：“李大钊这么大个人物，藏在你们使馆中这么久，你不认识？你是坟莹里撒花椒――麻鬼！”说时手一挥，头一摇：“带走，两个一起。”黑狗子们逮捕了李大钊、阎振山及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国共两党人员谭祖尧等30余人，还有李大钊妻子赵纫兰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同时被捕。

吴文随后指挥大批军警，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滴水不漏的搜查。获取的文件档案，有七卡车之多。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及李大钊与苏共、共产国际多封来往信件。过后，张作霖派专人将有关要件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内容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之中，林林总总的内容大端是：1927年1月30日，苏方同李大钊代表中共会谈纪要；苏联与冯玉祥的交往；苏联驻华大使馆致广东国民党军事顾问加伦函以及广东国民党拟北伐与苏联大使馆多个来往文电……张作霖这就杯到了李大钊“勾结苏俄，阴谋颠覆”现政权的证据。被捕后，李大钊敌人指控的很多实事供认不讳。过后，“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张作霖有了杀害李大钊的依据，他要动手了。

然而，李大钊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是名人，让张作霖不能不有所顾忌。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各方参与营救，其中有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余文灿。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选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张作霖递交意见书，强烈要求当局尽快释放李大钊及妻女。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名人李公侠致张作霖大公子、少帅张学良的一封信，信中列举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

强大的社会压力，让张作霖不敢贸然下手，犹豫不定的他，为此事，专门给他的重要将领，如少帅张学良、杨宇霆、张宗昌以及不属于他的部下，在南方有五省联军司令的孙传芳等发电征询意见。给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也发去征询电。除老油子阎锡山没有回复，保持沉默外，其余人都回电，主张立即将李大钊正法。张作霖控制的报纸转引“前方将士来电”称：“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这一下张作霖胆壮了。虽然苏联政府，还有日本政府都再三照会抗议。然而绿林出身的张作霖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被捕的李大钊等19名共产党人、还有同时被捕的国民党人悉数分别执行死刑、绞刑。

京师看守所里，李大钊被单独关在二楼尽头的一间优待室里。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奉张不得不放了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星华、炎华。

监狱中的日子，今天是昨天的机械重复。自知来日不多的李大钊，挣扎着受了酷刑后，伤痕累累的身体，利用狱中给他提供的纸和笔，要他交待，提供中共是如何在苏共支持支使下活动的，要他检举揭发共产党的高层秘密……这些，李大钊只字不提。尽管恼羞成怒的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坐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让他疼痛钻心！他用狱中提供的纸笔，写下了《我的马克国主义观》《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等雄文。在洋洋洒洒的数百万言中，他详尽地叙述了他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中国知识份子思想转变过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要性心然性。

在最后的时期，李大钊写下《狱中自述》。在《自述》中，他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自知必死的他，把所有的“罪” 揽在自己身上，表示“这一切负其全责”，希望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他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

张作霖对李大钊的宁死不屈，对李大钊的铮铮铁骨、傲骨和身上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感到不解甚至害怕，他对手下人说：“李大钊这样的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理解。难道他不是人，是神？”乘机邀宠的杨宇霆邀对张作霖张大帅说：“我与李守常有过一面之交，我愿意而且有相当把握去狱中软化李大钊、让李大钊为我所用。”

“那敢情好。”张作霖习惯地背着手在屋里踱步，一边走一边焦虑地说：“李守常这个上海人说的大赤佬，为了与我们对抗，这两天绝食了。”

杨宇霆去到了狱中。

“守常、守常！”迷迷糊糊中，李大钊觉得有人在喊自己，一口东北味的北平官话。声音是这么陌生而熟悉，显得很是亲切。这是他绝食的第三天。刚开始绝食觉得饿，饿到了极至就已经没有了饿的感觉，而是觉得人在天上飘、灵魂也在飘，飘飞。

在来人的连声呼喊声中，李大钊灵魂落地。他艰涩地睁开眼睛。正俯下身来看他的人高兴地说：“守常，你终于醒了。”来人招呼跟在身边的狱卒：“快，快给李先生喂几口参汤。”迷迷糊糊中，他被扶起一些，身体的本能让他张嘴喝了几口温热微甜的参汤。

李大钊清醒过来，猛地一愣，眼一亮，警惕地注视着眼前这个俯下身子，正关切地打量自己的穿将黄呢军装的中年东北大汉，他惊讶地问来人：“你是谁？”

“杨宇霆。”来人笑了起来。“怎么，守常，贵人多忘事。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年前进京时，我还专门到北大听过你讲课。你讲得真好，那堂课，你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我是给你鼓了掌的。”

记起来了。这会儿，李大钊思想上有了清醒的意识、认识。这个杨宇霆，是张作霖极信任极倚重的人，几乎可以当奉张半个家。他知道杨宇霆来的目的，冷着脸说：“啊，是杨总参谋长，所为何来？”

“我就直说了吧！”不过，杨宇霆还是先转了个弯，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最先如何接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之本。后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马克思坐在英国伦敦图书馆穷经皓首多年臆想出来的一种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好的，不切中国实际的玄学，于是舍弃之，改而专注于中国的实际状况，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成归来，服膺于张作霖张大帅麾下，做点实际工作……看李大钊生气要反驳，杨宇霆很霸道地做了个打住的手势，他说：“李先生，你是大教授，大学问家，我说不过你。我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大帅很尊重你，很看重你。希望你幡然悔过。如果你能这样，我保你的官职在我之上，如何？”说完，盯着躺在床上的李大钊，满脸期翼。

李大钊不由扬声大笑。平素他的声音宏亮、笑声爽朗，因为绝食，这会儿显得有些气息虚弱，但表情流露出明显的轻蔑。他对杨宇霆说：“奉系张作霖是狰狞之子，被他打倒的直系吴佩孚是狼狈之儿。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对他们这样的人，我李守常岂能为他张作霖听命效劳！休想！”

“如果这样！”杨宇霆一下变了脸色，直起腰来，声色俱厉地对李大钊说：“如果这样，对于你的未来、前途，我可能就帮不了任何忙了！”

李大钊又笑了起来，消瘦的脸上露出憧憬和向往，他说：“大不了你们把我杀了。此时时刻，我不禁想起陆游的诗。”说时不禁满怀深情地吟诵起来：“‘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这个‘王师北定中原日’就是指的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不要说了！”杨宇霆十分焦燥地把手一挥，吼道：“够了、够了，你这个可恶的*份子，*头目，那你就等着死吧！”说完怒气冲冲，拂袖而去。

1927年4月的一个深夜，敌人凶残如狼而又胆小如鼠。大批军警突然出现在李大钊狱前，还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将毫无反抗能力的李大钊等20余人陆续提出监来，不仅个个五花大绑，而且都被蒙上口，让他们发不了声、说不了话。

临时绞刑台设在监獄的后院。张作霖派来的行刑官是东北宪兵营营长高继武。面对着在绞刑架下站成一排的李大钊等20余人，高继武怀着最后的侥幸，特别走到李大钊面前低声问：“李守常，大帅念你是个人才，大帅让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可有悔改之意？”

夜幕中，怒不可遏的李大钊坚定地摇摇头，他主动出列，大步登上绞刑台。

“那就只好送你去见阎王了！”夜幕憧憧中，神情阴深的高继武，像挥舞大刀似地将手往上一挥，再狠劲住下一劈。两个郐子手走上前来，将从高杆上落下、挽好结子的绞绳往李大钊颈上一套，他们往后一退间，嗖地一声，将李大钊提起在半空中。受绞刑非常痛苦，脚要乱扳，身子乱摇。然而，李大钊凭着坚强的意志，没有半点反应。一般绞刑，一个人自然生命的终结是18分钟，然而敌人故意折磨李大钊，把他提上去6分钟放下来。放下来后，高继武又问李大钊：“你想不想死？不想死就哼一声或点点头，现在还来得及！”李大钊始终不点头。李大钊就这样被刽子手反复提起、放下，放下、提起，反复折磨三次，总共28分钟，直至生命终结，李大钊神色不变，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9岁。

次日早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接下来的事：“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李大钊的妻了赵纫兰，又伤心又是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她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在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的同时，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大洋。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大洋，马寅初捐20元大洋，梁漱溟捐50元大洋，鲁迅捐50元大洋，戴季陶捐100元大洋，陈公博捐300元大洋，汪精卫捐1000元大洋。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4月23日，在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领导下，李大钊浩大的出殡队伍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政治示威。走在送葬队伍前面的是两个穿短褂的工人，他们手中分别举着一根高杆，高杆上拉着一副巨大的横幅挽联，挽联上白纸大黑字。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生者何堪”，横批：“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1949年3月，当中共中央主席*回到阔别多年的北平时，曾十分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这是后话。

处死了李大钊，张作霖还未完，他命令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接着追捕著名报人邵飘萍。

三

邵飘萍，浙江东阳人， 1886生， 14岁中秀才，后来转进西学。1908年毕业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与国民党要员、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有“天下第一笔杆”称誉的陈布雷是同班同学，且有相当交往。著名报人邵飘萍，不畏强权，敢于揭短。无论是袁世凯当政，还是段祺瑞执政、张作霖执政，他对他们都毫不留情。他手中那只笔，是投向黑暗当政者的投枪、匕首；素为当政者痛恨，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袁世凯就三次下令逮捕邵飘萍，让他不得流亡日本一段时间。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邵飘萍在《申报》发表抨击袁世凯的雄文《预吊登极》，气得袁世凯吐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讳莫如深，遮遮掩掩，拒绝所有记者采访。时年21岁的邵飘萍居然借得一辆挂有总统府车牌的轿车去国务院，被传达长拒之于门外，邵用贿赂的办法，给了传达长一笔钱，并谎称他与段总理有约。俗话说，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口软。经传达长努力，加之邵飘萍有名气，段祺瑞破天荒地接受了邵飘萍采访。邵飘萍很有能力，他从段祺瑞口中居然套出中国准备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作战这样的重大新闻。邵飘萍将如此重大消息发表在他主编的《申报》上，消息不胫而走，引发国内外关注，让段祺瑞大呼上当，大发雷霆……

冯玉祥曾经赞叹邵飘萍：“飘萍一支笔，胜抵10万军!”“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邵氏与奉张的仇隙不自今日始。早在1918年2月，邵飘萍就著文讥讽张作霖：“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第二次直系战争中，反戈的冯玉祥杀了个回马枪，率部占领北京。邵飘萍在他主持出版的《京报特刊》上，连续推出多个配文漫画版。凡是与张作霖们作对者，他都作正面报道介绍，标题就很吸引人。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等等；而对张作霖、吴佩孚们则给于相当的鞭挞、讥刺，如，《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助纣为虐之吴佩孚》，《鲁民公敌张宗昌》，《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等。一纸风行天下惊，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这些报刊甚至流播到前线，让官兵争相传阅，影响军心，影响到人心向背。

张作霖随手从当天送来的一叠报纸中，拿出一张面上的《盛京日报》，一看一惊。该报头版头条是一排黑体大字排就的通栏标题：《汀泗桥战大战吴佩孚大败蒋介石大胜》。

糟了！张作霖把报纸一摔，又在屋里踱了开来。他算计着。第二次直奉大战后，他与同样被称为大帅的吴佩孚化敌为友。为应付广东北伐军北上，他同“常胜将军” 吴佩孚作了分工，订立攻守联盟。年前，本来形势一派大好。他挥师乘胜南下、奉军相继夺取、占领了安徽、江苏、南京、上海等江南锦绣之地、重要城市。为稳固胜利，他特别委派杨宇霆坐镇南京，统一指挥、监督这几十万南下奉军。不意，包括杨宇霆在内的高级军官，到了那样的烟花之地，醉心享受，不久就被当地大小军阀孙传芳、陈调元联合起来打得屁滚尿流、鬼哭狼嚎，尸横遍野，丢城弃地，大败而回。奉军中，多名高官强烈要求公审杨宇霆、治他的罪。特别是少帅的副手，在奉军中深孚众望的军长郭松龄要求枪毙杨宇，不然不能平民愤、军愤。他权衡再三，念及杨是个难得的人才且多年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多有贡献而网开一面。抓出几个中高级军官枪毙，作替死鬼，他撤消杨宇霆一切职务，赶回奉天软禁反省、闭门思过。现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率部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汀泗桥是北伐军路上最难啃的骨头，吴佩孚在汀泗桥布下重兵，鼓吹汀泗桥不要说北伐军难以逾越，就连鸟也飞不过去。然而，“常胜将军” 吴佩孚言犹在耳，北伐军拿下了汀泗桥，虽然死伤惨重。北伐军拿下了汀泗桥，吴佩孚就一路上无险可守了，败定了。北伐军不同于他以前交手的任何部队。这是一支国共联合组建的部队，气势大得惊人，兵强马壮。北伐军由四个集团军组成。总司令蒋介石兼任第一方面军令，这支部队在四个集团军中最为强大、集中代表江浙一带财团的利益，因而得到江浙一带财团源源不断的“输血”。此外，有“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西北王”冯玉祥等大的地方势力组成的第二三四方面军，总兵力不下30万人。北伐军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骨干。这支国共联合组建的新型部队，所向无敌。他自知不是北伐军对手。时不我待。得赶紧处理、处死邵飘萍这类人。然后他得集中精力，考虑北京一带防务，考虑逼不得已时，退回关外事宜了！想到这里，他猛然站定，拿起电话要京师警察厅厅长。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一叫就到。在电话上，张作霖声色俱厉地告诉吴文：“时间紧迫，你必须在三天之内抓到邵飘萍。否则，哼！”

“是！”电话那边，京师警察厅长吴文接受了命令。

京师警察厅长吴文还是有办法的。很快，胖胖的《大陆报》社社长张翰举奉召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很没有骨气的文人，又是一个胆小鬼。见到虎威威的京师警察厅厅长，张翰举脚就打抖。京师警察厅长吴文破例地对他很客气，让坐、倒茶。

“张翰举，你知道我找你来的原因吗？”京师警察厅厅长问。

“不知道。”张翰举用手托着眼镜说：“厅长，张某可是一介书生，老老实实的报人。所有的报道、文章，都没有离开过当局的规定。”

京师警察厅厅长点了点头，坐在办公桌后的吴文，用一双锥子似的眼睛将毕恭毕敬坐在自己面前的张翰举好一番打量。这人是邵飘萍旧交，唯利是图，人品很差，在业界有 “夜壶张三”之称。这个不雅的外号是指谁有本事，谁就可以将人拿去，像使夜壶一样使用。

“邵飘萍你认识吧？你们是朋友吧？”京师警察厅厅长忽然连连发问，问时，掏出手枪，砰地一声拍在桌子上。那是一只小巧的烤漆锃蓝的可尔提手枪，京师警察厅厅长开始低头玩枪，他用一方红丝绒巾擦了枪身，将一只*上的子弹退下来，摆在桌上数，一共是五颗子弹。子弹都不大，就像五颗红色花生米。

张翰举一听邵飘萍的名字就紧张、发慌。屁股底下就像被什么利器锥了一下似的，一下站起说：“此人也不算朋友，只是认识而已。”

京师警察厅厅长把*装进手枪，举起枪来，觑起眼睛瞄了瞄准。“张社长你就不要谦虚了。”京师警察厅厅长说：“你和邵飘萍是朋友，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是一个守法报人。而你的朋友邵飘萍与你不同，他同当局处处作对，危害很大。我们现在奉张作霖张大帅命令捉拿他，希望你同我们配合，嗯！”

“那当然、当然。”夜壶张三站起来连连点头。

京师警察厅厅长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把夜壶张三攻下来了，心中暗暗高兴，这就接着问：“邵飘萍现在藏身何处？”

“这个，这个！”张翰举有些语塞，又用手托了托眼镜，手在发抖。

“说！”京师警察厅厅长突然发威，厉声喝斥，“不说我毙了你。”

“好，我说。”张翰举干咳一声，说出了邵飘萍现在的藏身地。邵飘萍现在在位于东郊民巷使唤使馆区的内那座很有名、很阔气的六国饭店内，出高价包了一间房子。

“这是灯下黑。”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咧了一下嘴，说：“这家伙看来还真有两下子。”

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给“夜壶张三”开价，要他把邵飘萍诱骗出来，他们好逮捕。因为六国饭店在使馆区，弄不好会引起纠纷。看“夜壶张三”耷起头不吭声。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给他开价两万块大洋，“夜壶张三”还是不吭声。“这样！”京师警察厅厅长做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手一比：“再给你外加造币厂总监职。这个职务可是只下金蛋的金鸡，保你享用终身。我还要告诉你，这个案子是通天的，直接通到了张大帅那里。在送你两万块大洋的基础上，再送你顶造币厂总监的帽子、这个肥缺，也是张大帅定的。怎么样，该满足、满意了吧！”

“夜壶张三”这才笑了，他又托了托眼镜，很谄媚地表示：“既然张大帅看得起我张翰举，我照办。如何办，请吩咐！”

“过来。”京师警察厅长以手示意，张翰举赶快走上去，京师警察厅厅长给了他好一阵耳语。

“翰举你说的事是真的吗？”这天下午，藏身六国饭店的邵飘萍接到朋友张翰举电话。电话中，张翰举告诉邵飘萍，鉴于邵在国内国际崇高的声望名气，加上朋友们的努力斡旋，多国大使出面干涉；张作霖对多国大使郑重保证：尊重言论新闻自由；保证报业巨子邵飘萍的生命安全及言论新闻自由……

也就是说，邵飘萍自由了、安全了、可以重操旧业了。为了慎重，张翰举告诉邵飘萍，为此事，他专门去了住在北京什海那座过去是清王府，现在的少帅张学良家，给少帅谈了邵飘萍的情况。他知道邵飘萍与少帅有过交往。邵飘萍相信少帅张学良。少帅与大帅不同，少帅是个有新思相的人，很开明的人。

“少帅怎么说？”邵飘萍中计了，他很有兴趣地问。

“少帅是拍了胸脯的。”张翰举信誓旦旦地说：“少帅保证，新闻巨子邵飘萍出来，不仅安全上绝无问题，而且你办的《京报》照样办。少帅还很开明地说，如果一个政权，畏惧言论自由，就不是一个好政府好政权。一个政府、一个政权如果连新闻自由都不允许、都怕，那这样的政府、政权就太脆弱了，就该垮台……”张翰举说这些话，邵飘萍是相信的，因为少帅张学良就是这样的人。不过，张翰举是否真的去找过少帅，少帅是否说过这些话，无以为证。

电话中，邵飘萍显得很兴奋，他说，在六国饭店静修这段时间，可把他闷坏了。这下好了，又可以出去大展拳脚了。张翰举马上给邵飘萍戴高帽子：“理解理解。你邵飘萍是何等样人！闻鼙鼓而思良将。小花坛怎养万年松！小操坝自怎能任千里马驰骋！这样！”他立刻追上一句：“我立刻用车来接你！”

“好！”时值盛年的邵飘萍热血沸腾，爽快地答应了张翰举，他太想工作了，他把自己估计过高了，对恶劣的处境、奉张的险恶，严重估计不足，思想上存在一些虚幻，特别是他交友不慎。他没有看出张翰举卑劣的人品，他太相信人了，这就落入了陷阱。

这天下午五时半，位于东郊民巷使唤使馆区的那座占地广宏，红柱绿瓦，古色古香的六国饭店门前的大红宫灯刚刚亮起之时，在最初的客人们络绎而至间，一辆最新产日本丰田黑色漆车，像一只体形轻捷的猎犬，不声不响地披着最初的暮色而来，轻轻停在六国饭店门前九级汉白玉石台阶下。

车门开处，张翰举下了车，望着饭店方向，习惯地托了托眼镜。如果这时有人注意他那厚厚镜片后的一双金鱼眼，必定大吃一惊。那眼神是多么凶狠、贪婪、残忍！

这时，个子适中，戴副眼镜，穿件长袍，面目清秀的邵飘萍出现了，他从饭店中走了出来。张翰举向他扬手。邵飘萍点头回应，他一手提皮箱，一手轻拽袍裾，步伐轻快地走了下来，上了张翰举的车。

结果可想而知。张翰举的车，刚出胡同就被大队军警拦下。邵飘萍被捕。

尽管京城多家报纸刊登了邵飘萍被捕的消息，京城众多文化名人迅速参与营救，其中还有清末年间与康有为一起参与过公车上书，作过满清四品高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与汪精卫、蔡锷� ��都有深度交往的杨度。杨度组织起很有名望的13人，上门请求少帅张学良营救新闻巨子邵飘萍。

少帅很为难、很无奈地告诉杨度等人：“逮捕法办飘萍一事，是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了：一经捕到，即时就地处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

虽杨度等人再三恳请，张学良表示没有办法。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就没有办法了。

邵飘萍从被捕到被处死，时间很短。期间，他被“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当局宣布他的罪状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

邵飘萍被捕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凌晨四时三十分，他被军警秘密押赴天桥秘密处死。临刑前，他不仅没有丝毫惧意，而是幽默地向监刑官拱手道别、调侃：“诸位免送!”毫无惧色地哈哈大笑，直至枪声响起――京师警察厅厅长吴文亲自到场监刑。刽子手胆怯心虚，用的是当时很金贵的*。

那是东方亮出最初一丝鱼肚白时分。执刑队黑压压一片，至少有三四十人，如临大敌。监刑官要邵飘萍转过身去，邵飘萍却面向东方，不屑地对郐子手们说：“我若面向你们，你们手抖。我就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说时泰然自若地将搭在自己颈上的一条红围巾朝后一甩，态然自若地说：“开枪吧！”两个刽子手走到离他很近的地方，用两把*对着的他头开枪了。邵飘萍像是疲倦了，一头扑向大地母亲的怀抱，时年40岁。

邵飘萍牺牲后，他的夫人汤修慧继承丈夫遗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坚持出版具有邵氏风格、颇有战斗力的《京报》。到了抗战期间，国难当头，1937年7月28日，邵飘萍开创的《京报》，坚持出完最后一期，这才结束了它19年不畏强权、勇于歌颂正义、真理，鞭挞假丑恶的长达19年的非凡战斗历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