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德遇刺身亡，而且杀手是连环出击，潜伏之深、设计之巧，让张士诚震怒之余倍感恐惧，身边的卫士亲随更是被清洗了好几遍，连府里的仆人奴婢也是被盘查来盘查去，稍有疑点便送去严刑拷打。而一干大臣将领们也是人人自危，平日出入倍加小心。

张士诚首先把脾气发在了江南身上，给刘浩然去了一封措辞严厉、怒火万分的书信，要求他解释这一切。

刘浩然当然矢口否认，他语气非常坚决地告诉张士诚自己绝不会干出任何有损盟友的事情，更不会干出自己往自己头上泼脏水的事情来。在信中，刘浩然语词隐烁地指出，最想张士德死的人中，很快就要挥兵南下的察罕帖木儿绝对占第一位，当然也不排除痛恨张氏兄弟投靠元廷的江淮好汉自发的行为。

张士诚接到刘浩然的回信，虽然心中气急，但是不可否认信中说得不无道理，至少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江南最大的威胁陈友谅还没有完全消除，刘浩然不可能主动去招惹其侧翼的自己。而且察罕帖木儿的嫌疑的确要大于刘浩然，但是事情的真相像是被披上了一层迷雾，让人怎么也看不清楚了。

但是张士诚不会就此示弱，他死咬着那位随从嚷得全船人都知道的话语，坚决要求刘浩然交出凶手，给天下人一个交待。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浩然也撕破脸了，大骂张士诚弱智，这等大事也不经由大脑好好思量一下，完全中了别人的栽赃和算计。一时之间，双方的使者在路上来来往往，把各自主公的口水送到对方手里。

这天夜里，刘浩然在书房与冯国用、刘基和杨宪在商量机密要事。

“这次都知司立下大功，杨宪，你干得不错。”

“谢过丞相。”杨宪赶紧拱手道。这件事情耗费他不少心血，为了完成此事，他动用了潜伏极深的细作探子，又精心策划了一番，这才险险完成此事。当然，能完成这个任务，刘浩然传授的情报工作知识功不可没。刘浩然将自己所知道的间谍、特工知识一股脑告诉了杨宪，并指导他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对外情报体系。这套体系的缜密性和组织性让主持都知司的杨宪都不寒而栗，心头不由想起负责对内的内察司和更神秘的枢密院情报司和侍从司调查科，想起这些，他睡觉都有些不安稳。

“这次护军太用险了。”冯国用在旁边感叹道，他一直觉得此事过于险恶，稍有不慎就会玩火自焚。

“是太用险了，不过无论成败，对我江南都是利大于弊。”刘浩然淡然地说道。

冯国用点点头，他当然知道此事的后果，成功了皆大欢喜，失败了无非是与张士诚翻脸，反正他现在已经被元廷招安，在察罕帖木儿的威逼下迟早要当炮灰与江南交战。但是就算是翻脸，张士诚也不会独自冒然进攻，至少要等到察罕帖木儿解决山东局势后南下给他撑腰才敢干这事。不过虽然察罕帖木儿现在在山东占据优势，但是决心与元军做殊死一战的红巾军还有不少，他要想完全解决此事，一年半载是脱不了身。有这段缓冲时间，江南完全有时间全力解决陈友谅。

“丞相此招妙矣，把水搅浑，谁也脱不了干系。”刘基在一旁也叹然道。

“张士德身死，我江南原本就脱不了干系，不如把众人都拖下水来。”刘浩然微笑着说道。随从一番大叫，使得真相便得扑朔迷离，谁也不相信江南会傻到干出这种事情还大叫是自己干得，这又不是什么杀土豪恶霸的光荣事迹，而且真正的凶手却是身份不明，而且他用的兵器又是元廷大都内造局特制的，一般人还买不到。有了这个借口，江南大可以讲这纯粹是有人栽赃。现在外面议论纷纷，倒是有一大半的人相信江南不会这么傻，当然江南和刘浩然以往的好名声也给它加了不少分。

“伯温先生，国用，兵马和粮草调集的怎么样？我什么时候可以重回江州？现在的军报是陈友谅反扑地很厉害啊。”说到对陈汉战事，刘浩然不由感到头痛。想不到张定边如此神勇，带着伤屡屡反扑江州一线，在武穴口、蔡山一带几次击退江南水师。要不是有火炮战舰这个利器，真不知道战事会打成什么样子。而冯国胜和丁德兴率领的陆师却成了救火队员，被张定边牵着鼻子走，疲惫不堪。加上据说陈友谅已经恢复过来了，正在四处调兵遣将，筹集家底，准备与江南决一死战。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陈友谅遭此重创还有如此实力，要是当初自己忍不住主动发起攻击，绝对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烂仗。

“回护军，二十个步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只是新建的四艘火炮战舰和攻城的重炮需要到九月中旬才能备齐。”冯国用与刘基对视一眼，便由他出面回答。按照江南定制，战事时期一切由枢密院指挥调度，陆军部、海军部只是起着协助作用。

“九月中旬，那就定在九月二十日，我率军回江州，力争一举击败陈友谅，彻底解决他。”

“遵命丞相。”

刘浩然往后一靠，陷入了沉思，冯国用三人不便开口，房中陷入一片沉寂之中。他们看着正在凝神思考问题的刘浩然，各自在心中想着自己的心思。

冯国用越来越感叹这位护军不再是以前在自家山庄里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了，如果说当时的刘浩然是一个热血青年，现在的他却是一个深思远谋的君王，一个以天下为棋盘的国手，算计的只是谁可以利用，谁可以被摒弃。真不知道，再过几年，握有半壁江山的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刘基的心里却是另外一种想法，除了赞赏之外还有一丝畏惧。

刘基与宋濂同为浙东理学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比宋濂更懂变通。他提倡立志敬内，但那只是针对一般读书人。熟读史书的他知道，历史上的有为君王，那个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主，只有视天下为棋盘的胸襟和手段的人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当初自己为了证实刘浩然，故意试探了几次。

江南一直奉小明王为主，朝堂议事的时候在正堂总是空着两张位子，正中上首是小明王的虚位，左边上首是刘福通的虚位，每次议事之前，刘浩然总是带着众臣先向两张椅子行礼再议大事。

那日刘基第一次参加朝堂议事，却拒绝向两张椅子行礼，刘浩然问他为什么，他朗声答道：“彼牧竖耳，奉之何为？”意思是小明王不过一个牧童而已，拜他干什么，并陈言刘浩然是奉天命所在，当行大事。

刘浩然笑而不语，不以其言为忤逆，只是去每朝敬拜改为岁首敬拜而已。几番下来，刘基知道刘浩然是一个知大义却擅权谋的人，应该是一位可以在这乱世中取得胜利的“明君“，不过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丝恐惧，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将来是否也会成为棋子。

杨宪心里却全是恐惧。做为都知司都司，他知道整个计划都是刘浩然策划的，自己只是执行人之一，还有军情司、侍从司调查科都在其中协力。他畏惧的不是刘浩然深谋远虑，而是他不知道刘浩然还掌握多少不为他所知道的暗中力量。

“第一次国考已经定在九月初一了吧。”过了一会，刘浩然突然开口道。

“是的丞相，礼部那边五月份就已经确定下来，早已行文各地并刊登在各邸报上。而各府的初考已经在七月初就已经完成。”刘基拱手道。

江南开科举了，虽然改了个名字叫国考，但是意义一样，这在大江南北引起了轰动。这不仅意味着江南政权已经完备，而且对于江南万千读书人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次国考分成两次考试，县学的学子和各地文人先到各府参加初试，题目由各府的提学出，每府取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人不等，这些人都被称秀才，而这些秀才和江宁大学、东南大学四年学业完毕的学子一同到江宁参加会试，总计有四千七百余人，再从其中录取三百六十人。由于这次科举只是以江南行省的名义举行，所以这三百六十人只能被称为举人。但是江南士子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知道，这是刘浩然政权第一次科举，肯定会留名青史，而且在本质上与进士无异。所以四千多士子早早地云集江宁，跃跃欲试，只求在国考中取个好功名。

“那我还可以主持国考再上前线，对了，方国珍那边的秀才都顺利抵达了吗？”

由于方国珍现在也归在江南行省之内，他还挂着江南行省参知政事的牌子呢，于是刘浩然也知会他，让他在辖地选拔士子参加江宁国考。方国珍一来不敢逆刘浩然的意，二来不敢阻挡辖下众多士子的热情，便按庆元路、温州路、台州路选取了三百余名秀才，送到江宁应试。

“回丞相，礼部已经安排妥当了。”刘基答道。

“这次学子众多，礼部和应天府要多尽力了，如果人手不够，就由你陆军部调拨守备军。”

“遵命，丞相。”刘基拱手应道，“只是枫林先生和潜溪前些日子还在跟我唠叨，希望丞相尽快出题。”

按照刘浩然的命令，朱升担任此次国考的主考官，宋濂担任此次副主考官，李习、陶安、叶兑等人为同考官，侍从司都司刘存忠为提调。按照刘浩然定下的规矩，这次国考总要考三场，杂试、正试和加试，每场一天时间，从九月二十考到二十二日。杂试题目由主考官、副主考官率同考官们在九月十五日前拟定，总共四套，密封用印交由刘存忠存入礼部大堂，由大内亲军日夜看守。十八日由刘浩然随意选定其中一套，再由主考官、副主考官、同考官与刘存忠一同验明封条印鉴完整，然后由副主考官与刘存忠一同带着军士护送至江宁印书局。大内亲军把印书车间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出。工匠带着干粮吃住在里面，日夜开工，印刷五千套试卷，印刷完毕后立即由副主考官与提调刘存忠一同封存加印鉴。考试那日再由两人护送至考场，由主考官会同副主考官、同考官验明封存印章，然后开封发卷考试。

而正试和加试的题目却是由刘浩然出，封存在一个信封里，在每天开考前由刘存忠从刘府领出，护送至考院，由主考官等考官一同验明封存印鉴，再开封颂示考场，考生按照题目答题。

刘浩然在低首盘算这次国考的得与失，他曾经对比过唐宋元的科举考试和后世的公务员考试、学历考试，发现科举考试有它的长处，那就是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而据他的了解，历史上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

它的缺点是在历史上由于明朝皇帝改变了考试内容、固定了应试的格式，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而且科举将学历考试与文官考试混为一体，使得应试的文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中举当官，全无心思去从事其它职业和工作。

为了避免历史上的错误，刘浩然拒绝了宋濂等人提议的照前宋制直接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命题，让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的考试方法，而是改为一种新式考试方式。他曾经意味深长地对一干文人名士言道：新立之初，当海纳百川，不能以文限志，独长一家一言。

而且刘浩然准备在这一次科举尝试之后，根据情况对科举再次进行改革，真正做到学历考试与文官资格考试相脱离。

“我心中已经有了定计了，不会误了考试。”刘浩然淡淡地说道，刘基默默地看着他，眼睛闪过一道光芒，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

刘浩然看在眼里，心里知道他想说什么，虽然这次科举没有让理学学派如意，但是刘基、宋濂等浙东理学学派想借着这个大好机会成为江南行省主流学术思想。由于刘浩然指定了教材，所以理学在江南行省童学、县学、府学中不占优势，而由于刘浩然放纵，江宁大学、东南大学中除了折衷儒佛、调和朱陆的浙东理学派，还收纳了兼宗陆学的江西理学派、号称朱熹嫡脉的金华理学派、陆学承传的四明理学派，光是理学内部各学派就争得非常激烈，还有传承洛学、关学，偏向强调功利、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以及批判“神学迷信”、以正风俗、息妖妄的东南武进文士谢应芳等其它名士学派，尤其是谢应芳的事情最为世人称奇，刘浩然听到这位当代“无神论者”，当即聘请他为东南大学教授，随即又转聘为江宁大学教授，让江南文人实在摸不清这位丞相的“学术爱好”，只知道他“涉猎甚杂”。

于是宋濂等人把注意放在了这次科举上，他们希望这次科举出的题目能够偏向程朱理学，只要形成惯例，就不愁江南读书人不去专读程朱理学。可是身为主考官的朱升更擅“帝王术”，而且在刘浩然的影响下，慢慢偏向实用主义，他做为刘浩然的老师，也在为学生在“学术”界玩平衡，就是不让程朱理学占主流优势；李习和陶安师徒俩虽然也算是程朱理学一脉，但是跟着刘浩然甚久，早就跟着他一个鼻子出气，以“君忧为重”；叶兑以经济自负，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书，更彻底的“帝王术学者”。所以宋濂一个人有点“孤军奋战”，原本还想把同门的刘基、叶琛、章溢拉进来当同考官，但是却被刘浩然以军国事急、官职之人不便为考官为由拒绝了。

在这种情况下，刘基和宋濂有点着急，一旦这次国考考试范围、考题形成惯例，程朱理学再想一统朝野就麻烦了。但是面对这个城府深沉、“独断专行”的主公，刘基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有开口再劝道。

谈了一会科举和其它事情，冯国用、刘基、杨宪三人看到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刘浩然将三人送到门口时，突然对杨宪说道：“那件事情你要抓紧，尽快派人去江北。”

听完这没头没尾的话，站在一边的冯国用和刘基却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神色如常，而杨宪拱手弯腰道：“属下领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