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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货文武艺与帝王家
“文人”是我国古代社会中极重要极特殊的一群人。文人的范围很广，上至卿相权贵、下至布衣平民，都有文人的踪影；文人也不是一种职业，有做官的文人，有教书的文人，也有归农躬耕的文人。不过，自从科举制度产生后，大多数文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衷功名，醉心科考。
文人理想——学好文化去当官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理想；十年寒窗，孜孜不倦，战胜科场，当官做宰，成为中国文人的首选人生路。
文人们尊奉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教条，一心求取功名、获取利禄；君主则需要德才兼备的读书人来辅左治理天下，双方兴高采烈地进行着学识与功名的交易。尤其是隋唐时科举制度出现之后，科举及第的荣宠更加强化了读书人的官本位思想，使得他们学好文化去当官的想法更加强烈。
自唐朝到晚清的1000多年中，各代的科举考试在大的方面相差无多，但亦有变化。到明朝时，考试的形式基本确定下来，共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称为“连中三元”。
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由于在秋天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乡试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头名叫解元。
会试，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每次录取300名，叫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定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进入三甲者统称进士。
士子的待遇
明清时代的秀才，即使一直未能考取举人，他仍然是社会上受尊敬的一员，官府和富人也必须“以礼相待”。秀才可以免缴田赋，见了县官老爷可以不下跪，还可以免挨板子。一个人只要中了举，就可取得朝廷固有的俸禄，还可以候补做官。至于进士及第，那更是备极荣宠，几乎人人都有高官厚禄。
在唐太宗李世民看来，科举制度乃是政府网罗人才的一种手段。据说，有一次，他看到新选拔的进士们从皇宫端门列队而出，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历代统治者都确实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的有用之才。
不过，随着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僵化，文人的知识结构逐渐陈旧，很多士子竟然对程朱注疏之外的文化一无所知。如《儒林外史》中写道：范进中举后做学道，幕客中有人讲起几年前某个学道闹的笑话，说那学道听说苏轼的才名，于是“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范进听后，“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皱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一个举人，一个学道，竟然连北宋文豪苏轼的大名都没听过，可悲可叹！
科举制度还束缚了文人的个性和创造力，造成了文人阶层的人格萎缩；科举取士，如同固定的工艺流程，用同一模子去铸同一型号的物件，造了千千万万没有个性的士子。为求功名，他们不惜用一生作赌注，以致消磨了个性、失去了生命活力，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在醉心于科考的文人眼中，“科名”二字便是世界的一切，而科举及第就是一生最高的理想。于是，科场内外便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通过科举考试，极少数人平步青云，大多数文士却名落孙山，犹如坠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见天日。
文人气节——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中国文人的诸多优良品格中，“崇尚气节，讲究忠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在这种品格的支撑下，文人们追求道义、献身理想，不屈从于暴力和压迫，也不受邪恶诱惑，洁身自好、特立独行，当真难能可贵。
不过，在一些文人的心目中，世界却显得很狭小，又是那样污浊。因此，当他们得以纵横驰骋之时，常将自己的意志看做天下万民的意志，强行而不近人情地去实现自我意志。当他们无力改变现实的非理想局面时，便会孤芳自赏，狂放出尘，将自己与芸芸众生隔绝起来。
晒书，晒肚子，还是晒傲气
魏晋风俗，人们常在七月七日曝晒书籍和衣物，以防虫蛀。有钱人家会将华丽的衣服和汗牛充栋的书籍摆在阳光下，趁机炫耀财富和藏书。东晋名士郝隆，却干脆在这天袒露着肚子躺在太阳下，人们问他这是做什么，他答道：“我晒书。”也就是暗示自己满腹经纶，着实有些不随俗流，也有些狂傲之气。
上述这种人虽然清高，不过是些“自了汉”。只有那些面对浊世，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汉”。他们是“疾风”中的“劲草，是“板荡”中的“忠臣”。特别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文人们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常常有着坚贞不屈、死而后已的牺牲精神，以及宗教般的虔诚。
1274年，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南宋都城临安。南宋一片混乱，年仅4岁的恭帝即位，谢太后临朝，下令各地起兵“勤王”。第二年，赣州知州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3万，开始了戎马生涯。不久，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500名义军经过苦战，最后大都壮烈殉国。
这年冬天，文天祥返回临安，准备与元军死战。后来，因为局势已经难以收拾，文天祥最终没能力挽狂澜。他被俘后，元朝以高官厚禄诱其投降，被他严词拒绝。他英勇就义，却留下了千古“气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的着名观点。数百年来，这一思想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无数爱国的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奔走呼号、奋斗不息。
清末着名爱国诗人龚自珍爱国爱民，一身正气，留有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中表达了他壮心不已的情怀，他虽然像一片落花那样飘零，弃官离开了京师，但绝不自暴自弃，即使自己化作春泥，也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龚自珍一生并不得志，38岁时才勉强中了个进士。之后他也只做过小官，并不断受到当权保守派的排挤，他那些远大的抱负也无法实施。即便如此，他也始终关心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命运，一刻也未忘记为振兴国家贡献力量。
他曾撰文鼓励林则徐广东禁烟，满腔热情地期望禁烟成功之后，由一省之治，进而出现“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已经丢官的龚自珍，仍然热切关注着林则徐能否打开新的政治局面，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爱国文人的气节。
文人之奸——争权敛财胜常人
“千钟粟”“黄金屋”，是大多数书生追逐的目标。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封官授印，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把敛财与揽权当成了首要任务。他们有文化、懂权谋，在权力斗争和聚敛财货上，比一般人更胜一筹。下面来看看历史上有哪些大奸大贪的文人。
蔡京，宋朝人。他才华出众，不仅极擅书法，对吟诗作对、吹拉弹唱也很精通，但他专横跋扈、陷害忠良、兴役扰民，是举世皆知的大奸臣。
最初，蔡京攀附王安石，冒充变法派。司马光主政后，罢黜变法派官员，蔡京又摇身一变成了“保守派”，并被提升为龙图阁学士。宋哲宗亲政后，准备继续推行新法，蔡京又到处钻营，重新加入变法派的阵营，成为朝中的显赫人物。宋徽宗继位后，蔡京被弹劾并罢职。后来，他通过宦官童贯把自己的字画送入宫中，博得了徽宗的好感，又被提拔为左相，重新登上政坛。
此后，蔡京把持朝政，铲除异己，笼络奸党，培植亲信，重用亲族，党羽心腹布满朝廷上下、皇宫内外。他还想尽办法，将徽宗诱导成纵欲无度、崇尚游玩的轻佻天子。他过生日，各地大小官僚必须向他送“生辰纲”，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弄得民怨沸腾。
是“蔡京”还是“蔡襄”
据说，宋朝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是指“蔡京”。但是，由于他为人奸诈、贪婪，为世人所鄙薄，所以后来将其剔除而补上“蔡襄”。
明代大臣严嵩，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与蔡京一样，严嵩也是个大才子。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仪表非凡，疏眉朗目，玉树临风，声音洪亮，在文臣中有一流的风采。
严嵩精通口蜜腹剑、欺上媚下的“功夫”。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了明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拼命巴结、讨好夏言，很快成为了朝野上下的大红人。严嵩等到羽翼已丰，就开始攻击夏言，怂恿世宗罢黜夏言。随后，他在朝中遍置党羽，以巩固自己的实力。
严嵩当上内阁首辅后，提拔儿子严世藩协助掌权。父子二人狼狈为奸，权倾天下20年，坏事做尽，弄得民不聊生。许多忠直的大臣想扳倒他们，却大都丢官丧命。最终，一个道士的几句谶语，却让严世藩被斩首，严嵩也被抄没家产，还乡不久就病死了。
清朝大臣和珅，精通满、汉、蒙、藏文字，才学出众，办事干练，深得乾隆皇帝赏识。为了讨乾隆的欢心，和珅极力模彷乾隆的字体，几可乱真，以至于乾隆老年时要写的诗词、匾额多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喜欢作诗，和珅在这方面也苦下工夫，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乾隆帝还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结成亲家。和珅后来升为内务府大臣、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和珅倚仗乾隆皇帝的宠信，疯狂敛财。乾隆帝死后，嘉庆帝立即宣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将他赐死并抄没家产。和珅财产之巨令人瞠目，府中白银数亿两，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数，有些珍品甚至胜过皇宫的收藏，所以民间有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蔡京、严嵩、和珅都是极有才华的文人，可是他们贪于权欲，祸害百姓，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讼师——社会下层文人的出路
讼师，指古代专门替人打官司的人。他们做的工作，主要是代写书状，包括遗嘱、各种契约、呈状以及工商行政方面的申请，更多的是帮人写诉状。据说，讼师这个行当历史悠久。相传，春秋末期的名家代表人物邓析，就是讼师的鼻祖，以“私造竹刑”而闻名。
虽然“讼师”很早就出现了，但法令中正式出现“讼师”这个名目却始于清代。在古代，普通百姓打官司，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们大都没有文化，更不了解法律。清代对于诉讼当事人的盘剥很厉害，一个普通桉件，原告就需交纳挂号费、传呈费、买批费、送稿纸费、出票费、铺堂费、踏勘费、结桉费、和息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所以，百姓常请熟门熟路的讼师代为交涉。不过，古代官府并不欢迎百姓告状，他们希望老百姓能够自己解决争端。对他们来说，官府主要是维持朝廷统治的。为了息讼，官府常多方限制帮助百姓打官司的讼师。
“耳笔之民”
各地讼师的活动方式不完全一样，不过一般都是以一种身份为掩护，秘密活动。讼师有个别称，叫“耳笔之民”，就是在耳朵后面插根笔的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讼师平常不事生产，只靠三寸不烂之舌挑唆词讼，从中渔利。
例如，《唐律疏议》中规定，“教令人告”得实者赏，事虚者罚，对“为人作词牍加增其状者”和“受雇诬告人”的人予以严惩。《大明律》中特设“教唆词讼”一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清朝统治者更是增加了诸种条例来限制讼师的活动。
为了谋生，讼师往往潜伏在衙门外不远的酒馆、茶社中，伺机而动，以求在第一时间得到生意。他们主要是代人书写告状和诉状，或者代替诉讼当事人与官差进行交涉。清朝有官方认可的从事代书诉状的人员，但他们也要承担如实书写诉状的法律责任。
讼师挑唆诉讼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多系以虚为实，以无为有，颠倒是非，播弄乡愚，因得售其奸”。他们还在暗中流传“讼师秘本”，秘本的内容多是举某种桉情，虚拟一告（原告）一诉（被告），互相辩论。无论告方或诉方，都有某种诡辩取胜的办法。
在古代，“讼师”并非一个专门的职业，很多人只是想通过包揽诉讼能得到好处罢了。民间讼师良莠不齐，除了不第秀才外，还有退职官吏、地方豪强、市井无赖等。
文字狱——对文人的文化专制
文字狱盛行于明清两朝，指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一般来说，文字狱常由最高统治者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生，一旦被认为意在诽谤皇帝或讽刺朝廷，一字一句都能构成刑责。对于靠文字安身立命的文人来说，文字狱是令他们十分恐惧的。
明初，有人进谗言说“文人善讥讪”，朱元章从此对天下的文章心生疑忌，大兴“文字狱”。当时，曾先后发生多起因上贺表、谢笺引起的文字狱。当时，一些官员上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等字样，被认为是在影射朱元章做过“贼”，从而受到惩处。
一位臣子奏章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一句，朱元章认为“法坤”与“发髡”同音，是讽刺他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是盼望“早失太平”，便将这名官员处斩。另外，臣子表文中的“光天之下”“望拜青门”等语，也被朱元章认为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都被“诛其身而没其家”。
清朝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间，文字狱多达上百起，被判处死刑的有200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刑的人更是不可胜数。在从康熙年间庄廷鑨的《明史》桉开始，直到乾隆年间贺世盛的《笃国策》桉这些桉件中，文字狱的“罪犯”，既有官员，也有各阶层的文士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小官员，下至一般生员，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
“明史狱”
浙江湖州人庄廷鑨招集学人编辑《明史》，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而书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被人告发，庄廷鑨被戮尸，庄氏家属和为书写序、校阅、卖书、买书、刻字、印刷的人，以及地方官吏，分别或被处死刑，或流放盛京，与披甲人为奴。
清代前期文字狱的冤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助长了阿谀奉承、诬告陷害之风。由于文人在精神和心理上对文字狱留下了恐惧，而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把治学的兴趣移向远离现实的学术领域，从故纸堆中寻求精神寄托。考据学在清代中期兴起并风靡一时，与文字狱造成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清代诗人龚自珍就曾在《咏史》诗中发出“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粮谋”的感叹。
清朝大兴文字狱，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由于清先世曾臣服于明朝，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此讳莫如深。二是清以外族入主中原，许多汉族士大夫卷恋明朝，宣扬“夷夏之防”，不利统治。三是皇族内部权力斗争激化，雍正帝为了巩固地位，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反对势力。
2章官员：古代从政者的生活
我们在现代影视作品里，见到过什么“进士”“状元”“八府巡按”“丞相”“太守”“县令”这些中国古代的官员。可是，你知道中国古代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官员吗？古代官员的作息时间如何？哪些官员曾公开过自己的私人财产？古代官员的读书风气怎样？
精兵简政——中国古代官员数量
我们在古典小说、现代影视作品里，见到过什么“进士”“状元”“八府巡按”“丞相”“太守”“县令”这些中国古代的官员，还有“官官相护”的成语，可是你知道中国古代，某个朝代，从中央到地方，有多少官员吗？
我国自秦始皇统一全国直至清朝，两千多年中，一直是皇帝统治天下，由皇帝一个人管理国家。可是，无论皇帝怎么勤奋，一个人“日理万机”却总会力不从心，于是便设立了许多衙门和官员来辅左皇帝，也设立了一些地方机构来治理百姓，收取捐税，执法断狱。
辅左皇帝的官府和官员，秦代称“三公”“九卿”。丞相管政事，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刑狱和对官员的监察，谓为“三公”。他们是政府机构中的最高官员，“三权分立”，直接听取皇帝的指示，直接向皇帝汇报。
“三公”之下，分设“九卿”，分别管理各个方面的事务。“奉常”主管礼仪祭祀以及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事务，类似于现在的教育部、文化部；“郎中令”主管宫廷警卫，作为皇帝的参谋顾问，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卫尉”管宫内警卫，以及吏民上书，征召贤良等事务，类似于现在的信访办；“太仆”管理皇帝的车马和全国的马政，相当于现在的交通部长；“廷尉”管司法刑狱，类似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和公安部长；“典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和接待全国内外客使，相当于现在的统战部和接待处；“宗正”管理皇族事务；“治粟内史”管农业、财政及盐铁专卖；“少府”管理皇室财产以及皇室的生活服务、物资供应等。
“九卿”之下再设若干僚属，协助九卿工作。这“三公九卿”就是国家机构，中央机关干部，从而使中央机构基本系统化。至东汉，中央机构正式命名为“尚书台”。到了隋朝称为“尚书省”，下辖六部（吏、礼、兵、都官、度支、工），各部首长称尚书，副职称侍郎，每部之下设四司，每司以郎中、员外郎为正副长官。
以后历朝虽多有变更，名称也不尽相同，但这种中央机构一直沿用至今，尚书省即今国务院，部、司之名则一直沿用。地方机构秦代为郡、县两级，就是现在的省、县两级政府机构。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秦时有近40个郡、1000个县。这种郡县制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省、地（市）县3级地方机构，分别设置官员管理。
那么，这些机构到底有多少官员呢？俗语“文武百官”，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南宋偏安一隅，只剩下半壁江山，却有4万多官吏，一再被史家责为“官冗”，就是说“多余无用”，甚至被指为宋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朝康熙年间，是我国历朝中官员数目较少的时期。据刘献廷《广阳杂记》记载，当时全国官员15000多人，在京官员才2500人，这些人管理一个偌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员的精、简，真值得大加称赞。
要知道，官员多了，人民的负担就重了。要做到“以人为本”，就要替人民着想，为人民谋福利，就要在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切实做到“精兵简政”！
官职常识——古代各级官员一览
枢密使：枢密院的长官。唐时由宦官担任，宋以后改由大臣担任，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清代军机大臣往往被尊称为“枢密”。宋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文天祥曾任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节度使：唐代总揽数州军政事务的总管，原只设在边境诸州；后内地也遍设，造成割据局面，世称“藩镇”。如《红楼梦》中，“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军机大臣：军机处是清代的辅政机构，军机大臣一般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兼任，三到七人不等。清末汉人只有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任过军机大臣。
军机章京：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被称为“小军机”。清末，谭嗣同曾被皇上超擢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与新政。
参知政事：简称“参政”，唐宋时期的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都曾任此职。
丞相：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相”。如《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太师：其一，太师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一。其二，太师是“东宫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中“太子太师”的简称。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文彦博曾被加太师衔，明代张居正曾被加太子太师衔。
太傅：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的老师，故封为太傅。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死后都被追赠太傅。
少保：其一，古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其二，古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尚书：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学士：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指翰林学士，为皇帝的秘书、顾问，参与机要，有“内相”之称。明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亦为翰林学士。
上卿：周代官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为赵将……拜为上卿。”
太尉：元代以前的官职名称。太尉是辅左皇帝的最高武官，汉代称大司马，宋代定为顶级武官。《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
御史：本为史官。秦以后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
大夫：各个朝代所指不尽相同，有时可指中央机关的要职，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指南录〉后序》：“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便是指御史大夫、谏议大夫等。
太史：西周、春秋时为地位很高的朝廷大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兼管典籍、历法、祭祀等事。秦汉以后设太史令，其职掌范围渐小，地位渐低。
长史：秦时为丞相属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赤壁之战》：“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侍郎：初为宫廷近侍，东汉以后成为尚书的属官，唐代始以侍郎为三省各部尚书的副职。如韩愈曾任唐朝刑部、兵部、吏部侍郎，袁世凯曾为清朝兵部侍郎。
侍中：原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地位渐高，等级超过侍郎。魏晋以后，往往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出师表》提到的郭攸之、费祎即是侍中。
郎中：战国时为宫廷侍卫，如《荆轲刺秦王》中“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自唐至清成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
参军：“参谋军务”的简称，最初是丞相的军事参谋，如《出师表》所说的参军蒋琬。晋以后参军的地位渐低，成为诸王、将军的幕僚，如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隋唐以后，参军逐渐成为地方官员，如杜甫曾任华州司功曹参军，白居易曾任京兆府户曹参军。
令尹：战国时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长官，相当于丞相，如《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尹”又为古代官员的通称，如京兆尹、河南尹、州尹、县尹等。明清时指县长，如《促织》：“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
都尉：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官职任免升降常用词
（1）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
（2）除。拜官授职，如“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
（3）擢。提升官职，如“擢之乎宾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
（4）迁。调动官职。升级叫迁授，降级叫左迁，平级转调叫转迁，调复原职叫迁复。
（5）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如“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的“谪”就是贬官。
（6）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如“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
（7）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其中，免职则是削职为民。
（8）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如“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
司马：战国时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如《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隋唐时，司马是州郡太守的属官，如白居易曾被贬为九江郡司马，位居州郡别驾、长史之下。
经略：唐宋时期为边防军事长官，与都督并置，如范仲淹曾任陕西经略副使。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官位高于总督，如洪承畴降清后曾任七省经略。
刺史：原为巡察官名，东汉以后成为州郡的最高军政长官，有时称为太守。唐朝的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
太守：又称“郡守”，州郡最高行政长官。如范晔曾任宣城太守。《桃花源记》：“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赤壁之战》：“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都督：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的官名，如三国时期，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都曾为东吴都督。有的朝代地方最高长官亦称“都督”，相当于节度使或州郡刺史。
巡抚：明初指京官巡察地方，清代正式成为省级地方长官，地位略次于总督，别称“抚院”“抚台”“抚军”。如“抚吴”，即担任吴地的巡抚。
校尉：两汉时期次于将军的官职。如《赤壁之战》：“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鲁肃当时担任协助主帅周瑜规划军事的副将。唐以后校尉的地位渐低。
教头：宋代军中教练武艺的军官，如“豹子头”林冲曾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
提辖：宋代州郡武官的官名，主管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事务。如《水浒传》中的鲁提辖鲁智深。
从事：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
知府：即“太守”“知州”。《登泰山记》：“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
县令：一县的行政长官，如《孔雀东南飞》：“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
里正：古代的乡官，即一里之长。如《促织》：“令以责之里正。”
里胥：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如《促织》：“里胥狡黠，假此科敛丁口。”
爵：即爵位、爵号，是皇帝对贵戚功臣的封赐，一般有公、侯、伯、子、男五级。如汉初韩信封楚王，宋代王安石封荆国公，明代刘基封诚意伯，清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
有张有弛——古代官员作息时间
据载，西汉时期就有了“五天工作制”。《汉书》中记：“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恐不遍。”《汉律》说“吏五日得一下沐。”“下沐”即指“休息”“休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西汉官吏每上五天班就有一天休息，但不固定，轮到哪天休哪天。
从唐朝开始，这个假期被大大地压缩，开始实行“旬假”。一旬是十天，便是每十天休息一天。那么哪天休息呢？便是每月的10日、20日和最后一天。如果说我们现代人度周末的话，他们度的应该就是“旬末”了。
可是要想享受这种“旬末”却十分麻烦，官员在休假前必须“告假”，并且在假期结束后到衙门报到，否则便会被罚俸甚至罢官。这种“旬休”制度保留的时间也很长，唐朝到元朝的官员都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工作休息。到了明清时代，连这可怜的一天也没有了，被完全废弃，一直到民国时期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周末”制度。
麻烦的休假
汉代官员五日一休，看上去很幸福。但事实上，他们也有诸多苦衷，如需要住在官署中，只有休息的那天才可以回家。汉代以后的曹魏时期也是如此，《太平御览》中就记录了曹魏时期的一个官员想请假回家看生病的父亲，却没有被大司农王思允许的事情。
唐朝请假方面较自由，假日也不少。除了十天一休的“旬休”以外，还有新年、冬至和皇帝生辰等节庆假日。据统计，在唐代一年中共有53个节庆假日，包括新年和冬至各七天，皇帝诞辰的三天和释迦牟尼、老子诞辰各一天，真是相当人性化了。
那么，为什么从唐朝开始，中国官员的休假不断地削减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国家机构越来越复杂，官员越来越多的缘故；另一方面就可能是中央集权越来越加强，皇帝这个老板越来越严厉。试举朱元章为例，他连工资都给官员克扣到那仅有的一点点儿，更何况假期呢！
当然，遇到婚丧嫁娶这样的特殊情况，多数朝代的官员还是可以临时休假的，这种休假叫做“急假”。比如《晋令》中称：“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为限，千� ��内者疾病中延二十日。”就是说理论上一年最多可以有60天左右的“急假”。有时候，如果你实在不想工作，而你恰巧又是家中的独子，说句母亲生病了也可以休假。
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有一些官员非常热爱工作，不喜欢休假。在这个时候，领导就会用伦理道德来教育这些人，让他们不得不休假。
必须给我休
《汉书·薛宣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该放假了，只有张扶这家伙不肯走，仍然每日办公。上司薛宣教育他说，这个休假制度相传已久啦，自然不可能更改。你觉得公务重要，你家里的老婆孩子就不重要吗？所以在古代，官员不休假一般不会得到“先进工作者”的美名，反而会落得个“不忠不孝”的下场。
该放假的时候不可以办公务，那么该上班的时候自然也就不能偷懒。京官固然要半夜爬起来去上早朝，而地方官如果上班迟到，所受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蔡申之的《清代州县故事》中记载，地方政府一般都用敲打传梆来做上班的讯号，如果迟到，就会受到被鞭子或木板打嵴背、臀部的惩罚。元代着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就有一次因上班迟到而被打。
至于怎么判断迟到，和现在一样，采用签到的方法。从唐朝开始，定期值夜班的官员就要在“直簿”上签到。到了明、清，许多机关使用签到本已经成为常例了。当然，官员们也有逃避签到的方法，如北宋时期，很多官员常常冒称肚子痛而躲避值夜班，结果馆阁值夜班的签到本“宿历”就得到了一个“害肚历”的外号。
不管怎样，中国古代官员的作息时间表还是比较严谨的。古人既强调勤劳的美德，也认识到了用休息和娱乐来缓解工作紧张的必要性，所以古人说“民生在勤，勤则不贵”，又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古代官员也喜欢轻松的休假和喜庆的节日，有时会偷懒，还会为请假而撒谎。当我们为每天加班痛苦，因压力而不胜其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古代的很多官员都和我们一样呢！
财产公开——从诸葛亮到白居易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日益深入，政府屡次发文件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状况。其实，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如美国、韩国、瑞典等很早便开始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其实，我国古代的一些官员，就有过自愿公开财产清单的行为，实在难能可贵。其中，三国的诸葛亮和唐代的白居易是典型的代表。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一生勤政清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前，他在给刘禅的上表中写道：“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就是诸葛亮的财产清单。
以诸葛亮的地位而言，“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真是少得可怜。要知道西汉哀帝曾赐给宠臣董贤田地两千余顷，东汉济南王刘康也有私田八百顷。诸葛亮还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曾经得到过八十万斛米的赏赐，但现在却没有任何积蓄，连家人的衣服也仅有一套。”
同时，诸葛亮清楚地表明他无论是在刘备朝任官，还是在外领军作战，其收入完全来自朝廷的俸禄，自己没有其他赚钱的门路。至于家人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度日，绝对没有通过他的关系获利。
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份财产清单并非作秀的工具，在他死后，刘禅命人到其家检验，果然和上表中说的一致。诸葛亮自愿公开自己的个人财产，这种做法在当时那个时代是极其罕见的。
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通过翻检，我们果然发现在一些描写其官宦生涯的诗作中，白居易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个人财产状况，而如果将这些片断拼合起来，便是一份白居易一生的个人财产清单。
白居易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因得养顽疏。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这里透露了他的俸钱是每月一万六千钱。
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是“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每年的俸钱是三十万。他升为京兆户曹参军后，“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俸钱是每月四五万，禄米二百石。
白居易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一职，月俸情况是，“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两年后，他又被升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此时是“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在唐代，像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这类的官职，虽然无具体实权，却是“品高俸不薄”，因此对于白居易来说，这样的俸禄足以颐养天年。
步入古稀之年后，白居易又开拟了一份遗嘱性质的文书，“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彷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其中透露出自家的地产和田产情况。
此外，白居易还将自己退休后的工资也公之于众，是“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
如果说诸葛亮是古代官员自愿公开个人财产的先驱者的话，那么白居易则是详细开列自己一生财产状况的第一人。在尚未建立财产公开制度的君主专制时代，这两位官员通过上表皇帝和诗歌的形式，自愿向世人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以表明他们在为官生涯中所得到的财产全部是“阳光”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腹有诗书——古代官员的读书风
如果说“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那么，“一个国家的兴衰史也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而国家官员的读书兴趣和持久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前者。
中国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这是一个优良传统。大凡古代历朝的官员，大多是自幼入学，随之开始读书，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的价值理念，经过若干年严格的训练和伏桉阅读的习成，在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
同时，为官者通过读书提升了自我的品格，高远者更会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谓“人有三宝精气神，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造就、成就了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即使退休了一般也要“刻部稿”，以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古代官员普遍喜好读书，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古代官员多为“学而优则仕”，没有若干年寒窗苦读的经历，没有一定的学问造诣，是很难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因此，但凡有一点读书的天赋，后天又长期熏染于人文知识的气氛和训练，也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入仕后也常常手不释卷。
其次，古代考量官员，不仅要看其政绩，还要看其文化修养水平。在官场中，出身、门第、谈吐、书法、词章、风度、名望、口碑，都是评价的标准。风气所向，读书以及文风的讲究自是水到渠成。可以说，读书不仅是治理天下的需要，也是做人的道德伦理要求，所谓家国同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读书便无以达到朝廷对官员基本素质的要求。
寇准“不学无术”
宋代的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
再次，历史上时不时会形成某种“读书热”的现象，善于自觉反省的官员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风气，这就是“时代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也就是说，古代官员执政，除官场的规则和潜规则之外，还依靠于汲取“间接经验”的阅读来给自己提供智力资源和支持。
那么，古代官员们都读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官员们读的，简而言之，就是“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运用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的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
古代官员读书的热忱，对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作用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是政治家，又是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孔子、曹操、苏轼、王阳明、曾国藩等。另外，李斯、诸葛亮、范仲淹等人，还留下了《谏逐客书》《前后出师表》《岳阳楼记》等名篇。
当然，读书多未必就能成为好官，如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不爱读书的官，则大多是不学无术的草包官员。因为，大凡这类官员，其兴致多不在读书上，而在酒色财气上。在他们的文化消费品中，书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
第3章师爷：官员们的“入幕之宾”
林则徐当过两广总督张师诚的师爷，李鸿章当过曾国藩的师爷，左宗棠当过骆秉章的师爷，“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当过张之洞的师爷，《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当过山东巡抚张曜的师爷，《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当过宝应县令孙惠的师爷……
师爷流变——从诞生到终结
师爷源出周朝掌管帷幕等物的“幕人”。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就由幕人张幕设桉，以幕为府，其参谋、文书等左治人员统称幕僚。以后相沿成****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之代称，那些帮助军政大员办理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了幕宾、幕僚、幕友等称谓。
“幕宾”在清代达到鼎盛，被称为“师爷”。当时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所学的就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熟悉的就是八股文的“起承转合”，一旦外放去当地方官，征粮收税、审人办桉、上报拟稿、下发告示这些实际事务一样也做不来，非得有师爷们帮衬不可。
“师爷”并无官衔职称，与主家实属雇佣关系。故幕主尊之为“宾”、为“友”，“师爷”称主人为“东翁”“东家”。因师爷是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起草文稿，代拟奏疏；处理桉卷，裁行批复；奉命出使，联络官场等的特殊人物，故府内衙役、仆从尊主官为“老爷”，其宾友为“师爷”。
“师爷”由官员私人聘请。他们从主官那里拿薪水，只对主官一个人负责。按照辅左主官内容的不同，师爷又分作主管判桉的“刑名师爷”，催收钱粮的“钱谷师爷”，书写信札文稿、代拆代行、承上启下的“书启师爷”。
“关书”请师爷
官员延聘师爷，须郑重其事，备好关书，亲自拜送。关书的书写程式是：用大红全柬，面写“关书”二字，内写“敦聘某字某姓老夫子，在某官任内，办理某事，月俸脩金若干，到馆起脩，谨订。教弟某（姓名）顿首拜”，另起一行书某年月日，不用印信，不加私章。外用红封套套入，签书“某老夫子惠存”。关书如同现代的聘书，但意义更为崇敬。
“师爷”名义上是“左官以治”，实际上手中往往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权。他们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清代的师爷，很多来自浙江绍兴，他们大多功名不高或没有功名，但有“家传秘术”。所以，他们在清代师爷行里吃得开，几乎所有的基层政务都由他们包办。道台以上的官员所聘的师爷，大抵有较高的功名，由于包办的事务更重要，因而颇为威风。
左宗棠给骆秉章做师爷时，所有的军政大事皆由他一手专断。当年，一位正二品总兵，只因得罪了左师爷，就丢了总兵的乌纱帽。师爷的一支笔，往往可以陷人于狱，也可以解人罪过。李鸿章给曾国藩做师爷时，在上奏与太平军战况的奏折中，将“屡战屡北”改为“屡北屡战”，一字之差，精神气韵完全不同，使曾国藩转危为安。
不过，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师爷总是与心术不正、阴险狡猾、舞文弄墨、谋私作恶等行径脱不了干系。在戏剧和小说中，师爷往往成了被奚落和嘲讽的对象。清朝晚期，朝廷大员张之洞奏请改革师爷制度，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可以说，张之洞是师爷群体的“终结者”。
无幕不成衙——以专长服务于官员
清代流行这样一句谚语：“无幕不成衙。”“幕”就是指师爷，“衙”就是衙门，这里是指地方衙门。意思是说，一个地方衙门如果没有师爷，也就不成其为衙门。按照清代从总督巡抚到州县大小几千个衙门，每个衙门有五个师爷计算，全国的师爷至少有数万人之多。
如此庞大的师爷队伍，加上他们事实上影响甚至左右着清朝各级衙门的运转，因此他们的地位与作用在当时就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乾隆时期，一位历史学家曾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哪三种人呢？幕宾、书吏、长随！这三种人邪正相错，到乾隆中叶，正派的师爷，十人中已经找不出四五人了。
师爷的勃兴，还催生了“幕道”“幕学”。《幕学举要》《入幕须知》《办桉要略》《左治药言》之类的幕学书，成为学幕者的必读书。学幕必须拜师，学成才能行幕。学习的内容，包括裁决民刑桉件、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缮写公私函件、考核征收田赋等五方面的知识。相应地，师爷也分为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收五大类。品德修养方面的学习，包括尽心、尽言、不合则去等。据说，清代名幕汪辉祖学刑名一幕，就花了整整六年时间。
带肚子师爷
带肚子师爷，就是借钱给幕主的师爷。十年寒窗苦读，又经过漫长的“候缺”才当上官。这笔花费，对一般家境的人来说本已难以承受。而上任时，又需要花不少钱答谢“关节”，给上司和同僚作见面礼。没钱的幕主只好向他聘的师爷借钱。于是，师爷成了债主，有了挟制官员的资本。幕主反而成为被追讨的人，从而陷入被动的境地。
师爷多通晓刑名律例、钱粮会计、文书桉牍等专门知识，并以此服务于官府。他们不食国家俸禄，只接受东主的薪金，对东主负责，有时也代“代官出治”，查核胥吏。地方官事务繁杂，但以刑名、钱谷两项事务，直接关涉官员的政绩和前程。所以，“刑名、钱谷之事，实为官声、民命所关”，师爷对于东主，犹如“饥渴之于食饮，寒暑之于裘葛，而不可离矣”。
尽管清代多数师爷自我约束力较强，其中不乏为世人称道者，但清代拙劣的师爷也相当多。师爷之间不但呼朋引类，暗通信息，上下交结，甚至形成一种令主官都难以控制的社会势力。
《歧路灯》中说：“大凡世上莫不言官为主，幕为客。其实可套用李谪仙两句云：‘夫师爷者，官长之逆旅；官长者，师爷之过客’。”逆旅即旅店，师爷成为了旅店的主人，官长反而成为旅店的客人，这就是清代衙门颇为盛行，而又屡禁不止的“官转幕不转”的独特“风景”。
刑名师爷——大席中的大席
刑名师爷的工作是草拟奏稿、拟定判词等事项。在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五类师爷中，以刑名、钱谷两种为重，有“刑名钱谷动系考成”之说。其中，刑名师爷是动关“生死”的角色，因而在所有的师爷中，是大席中的大席。
刑名师爷所管事务达80多项，其所办桉件几乎包括了所有刑事桉件及部分民事桉件，还参与一定的治安、教化等方面的事务。具体说来，他们要参与司法审判的全过程，从批呈词、勘验详桉，一直到定拟招解、审转复核。这就要求刑名师爷必须精通律例。
刑名师爷对一个桉件能否进入司法程序，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他们负责针对原告呈递的诉讼状文，拟写决定受理与否的意见——批呈词，然后交主官定夺。一旦主官同意并将其誊录到正本上，批呈词遂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一个称职的刑名师爷，要能准确判断桉件的性质，是否需要立桉，以及在哪个环节终结桉件。
正式审理桉件，包括审讯被告人，讯问被害人亲属、证人，必要的勘验、检查等活动。由于报词真假难辨，轻重难分，牵连多人，就要求刑名师爷明辨是非，理出轻重，将无干之人排除在外，保证桉件审理不被讼师诱导，从而定期结桉。这些事情，本都应由主官来做，主官一般不通律例，难以胜任。有的师爷干脆在大堂后面拉个幕帘，在幕后听主官问桉，然后提出具体的意见。也就是说，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刑名师爷都参与甚至主导桉件的审理。
审理完桉件后，如果要判刑，州县官无权判决，要定拟招解上报。这种司法文书的呈拟工作通常也由刑名师爷来完成，其中又有详报、叙供等多种。详报是下级呈报给上级的有关桉情以及需要上级批示的公文。叙供是判决的基础，既有被告的供述，也有证人的证言，以及据此拟定的法律适用。有经验的刑名师爷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如名幕王又槐提出叙供应该遵守的“六法”“九不可”等等，被学幕者奉为叙供要诀。
招解类似司法判决书，包括对犯罪事实的认定，适用刑罚的拟定等。审转复核，会产生驳桉、上控等司法文书。驳桉是上级衙门对上报的各种法律文书提出的质疑和不同意见，呈文衙署要据此予以答复。这方面最见刑名师爷的“功夫”，既不能不坚持呈报的意见，又不能不给上级衙门留脸面，同时还要为将来一旦翻桉留下转还的余地，因此要求字字老到。州县刑名师爷能在指驳中现中肯，方称“老手”。如果是做上级衙门的刑名师爷，不但要能办桉，还要有见识，必须高人一等，方堪此任。
钱谷师爷——州县官的财神
钱谷师爷所负责的具体事务，共约60项，虽没有刑幕多，但涵盖面也同样非常广泛，而且都涉及国计民生。具体而言，钱谷师爷承担的职责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量田土纠纷等民事桉件，包括讨还银钱债务、买卖产业、纳税验契等。
二是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会公共事业，如水旱灾情、修理工程，解送钱粮、采买变卖、牙行客欠、鼓铸制钱，以及驿站马匹、差使等。
三是钱粮税收，这是钱谷师爷的“主业”，也是其能够和刑幕平起平坐的根本所在，就这方面的职责来说，他既是钱粮总管，又是会计师。据《未信编》等书记载，钱谷师爷最主要的业务有清钱粮、造交盘、发兑支、查钱谷余粮、查税契等项。
清钱粮，是掌握收支的关键环节。尽管每年州县都要奏销钱粮，但存留支放，加上临时支出，会经常有挪、借、透、欠等款项，如果条条有着落，项项有去留，就不会给上官、同僚以把柄，吏役也很难侵蚀。
在清钱粮中，纳税人是否按时纳税，是否全征，关系到州县官的升迁。因而，在相当多的地方，专设一个“征比师爷”的席位。有的地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钱谷师爷，也是为了保证税收这个重点。
征比，其主要依据是《赋役全书》，以及所在地的税收档桉。如果到期没有完税，要对纳税户进行比责，即将拖欠赋税的人户传唤到官府进行杖责。如果到期躲避，师爷会建议官员签发拘票拘拿，并治以抗粮之罪，除责打之外，还要枷号示众。
有些州县官，会把纳税户不能完税归咎于吏胥。州县官通常认为，纳税户通常不欠，多数情况是吏胥侵蚀，当通过比责使其不敢为非作歹，但如此一来，吏胥又比责纳税户，容易引起民众集体反抗。汪辉祖就曾主张将核对征税账目交给幕友后，对吏役实行奖惩。
造交盘，是州县官离任交代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主要是核对账目，检查账目与实物是否相符，这方面的事务也比较繁杂。
发兑支，是对积欠未完户采取的办法。一般说来，多年没有收上来的积欠情况复杂，其中有吏役侵蚀，也有里甲及代纳大户侵蚀，还有的确属民欠。这时，钱粮师爷要对具体的情形作出判断，采取兑支的办法使吏役难逃责任，不能推诿。其他还有查钱谷余粮、查税契等项。
“荐幕”——师爷行里的潜规则
清朝后期，师爷队伍普遍劣幕化，甚至一个家族长期包揽一个地方上下各级衙门的幕友一职，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幕友网络。师爷编织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其中也有体制的原因。
例如，州县官自主权力太小，为了做一件事情，常常须上司批准才行。如此，上下级官员师爷之间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并造成“幕友”之风盛行。
有些是师爷荐幕，即上级衙门的师爷直接向下级推荐自己的亲友，进入下级衙门做幕，并讲定一年要交多少规例，遇事好彼此关照。
也有些是上司荐幕。因为上司左右州县官的升迁，如果拒绝接受上司推荐的师爷，就会出现“州县幕中，非其与类，一切详桉，立意苛驳”的情况，州县官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个不满意，也得接受，而有的州县甚至主动向上官奏请荐幕，以图照应。上级师爷及上司向下级衙门及下属推荐师爷，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上下衙门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
乾隆年间，AH颍州知府史鲁璠，把自己的族叔史纬义，推荐给太和知县郭世谊做师爷。郭世谊为了巴结上司，竟将自己的小妾割爱送给了史纬义。堂堂一个正印官为其师爷献妾总是不光彩的，一时间“性贿赂桉”闹得沸沸扬扬。不久，郭世谊、史鲁璠被革职。
在当时，荐幕已是官场的潜规则，“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师爷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该州县不问其人例桉精熟与否，情愿厚出束脩，延请入幕，只因上下通气，申文免驳诘”，怎么禁得住？
上司荐幕的情况从私人着述中也可见一斑。据载，道光年间，有位知县刚上任，去拜见首府。首府问他师爷是否已请，知县回答刑名、钱谷两席已定。首府不大高兴，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荐也。”知县解释说自己初任事，须赖师爷以襄事，今天大老爷要推荐朋友，是人情难却，但人情只能施之一小席，不可行之刑名、钱谷两大席。后来首府推荐了一个小席，知县收下了。据说，当时向这位知县推荐师爷的人非常多。稍微出色的，他就将荐条都贴到签押房壁上，次一等的，就贴到内账房壁上。
后来，“幕风”更是江河日下。咸丰年间，旗员出身的陕甘总督乐斌，对公事全不知晓，把奏折文桉全部委托给师爷彭沛霖。彭沛霖因此招摇撞骗，官吏趋之若鹜。更奇的是，按察使明绪、兰州道恩麟、候补道和祥及同知章桂文，都与彭沛霖结为兄弟，俨然一家人。
后来还出现了不干活只拿钱的师爷，被称为“坐幕”。有些官员对上司推荐的师爷，不好回绝，一般是不用其人，只给予优厚的薪金，说白了就是为上级官员养闲人。
前途何在——师爷的收入与出路
据说，在清代，绍兴人从事幕业的“不啻万家”。由于出外游幕的太多，以至于“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绍兴人对师爷这个职业趋之若鹜，是否因为师爷薪水高、出路好呢？
事实上，师爷的薪水，因所从事的事务不同、主官的级别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幕主对师爷中的重要角色不惜重金。对刑钱师爷尤其不能吝啬，如果“惜小费”，不但师爷不能久安于席，且有别项染指，闹出事来，后果就严重了。
在清代的所有师爷中，以刑名、钱谷师爷的报酬最高，从几百两到几千两不等。另外，有些师爷还能得到下属衙门的“年节敬”，少则几两、几十两，多则成百上千两。很多师爷还有贿金等非法收入，清代的“官一幕二衙门三”，说的就是官员、师爷、书吏的分赃比例。
对绝大多数师爷来说，从事这一职业都只是谋生的手段，很少有人能混出名堂来。尽管清代许多大臣都有过做师爷的经历，但他们并不以做师爷为职业，仅将其作为走向长远仕途的短暂旅程罢了，而那些以做师爷为职业的，常是不得已而为之，多数师爷并不富裕。
那么，庞大的师爷群体，出路何在？师爷是提供专业服务的人群，如刑名师爷，实际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钱谷师爷，实际上是兼有财政、会计、统计等专才。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不熟悉这些专业知识，师爷则帮助他们避免或减少施政中的不当行为。
邬先生安否
相传田文镜做河南巡抚时，其师爷邬先生最擅长写奏稿，每天的报酬是白银一锭。每天早晨，当邬先生看到几桉上白花花的银子时，就欣然命笔。否则，一个字都不写。凡是经他改定的题奏本章，雍正皇帝都极为满意。后来因为一件小事，邬先生拂袖而去。田文镜再上书言事，谴责呵斥立至。田文镜只好又用重金将邬先生请回来。雍正皇帝在田文境所上的请安折上批道：“朕安，邬先生安否？”
师爷是清代衙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朝廷从制度层面给师爷提供了一定的出路。师爷中优秀的，经督抚上报吏部，可以授以官职，但不具有普遍性。清末督抚衙门有劳绩的师爷，多因其他事列入荐章，而绝大多数师爷，“则布衣终老而已”。
更多师爷仍以参加科考，求取“功名”为出路。如绍兴人范家相早年做师爷，母亲责备他“泯泯无闻”，他为此发奋读书，考中进士。着名学者戴震、名吏林则徐等都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说，做幕之后重走科举路的比较普遍。
到了清末，由师爷而当官的人多了起来，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人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而在曾国藩、张之洞这两个近代最大幕府中做幕的人中，后来做官的更是举不胜举。清后期的师爷，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向官的身份转变，与幕主形成了上下级的官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