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自由研究者

● 著名红色人物传记作家 、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 董保存

排好版面的《首任军长》放在案头上有半年之久，断断续续终于翻完了。大家不要认为我读的很痛苦，其实是我的事务太繁杂，不然，早就想一口气读完它了。也因为读的时间跨度长了，感受就更加浓烈一些。好酒总是需要慢慢地品。有人会问，你品出什么没有？嗯，我告诉你，《首任军长》的作者叶青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研究者。

自由研究需要一个自由的心境。创造源于自由心境，没有自由心境，根本不会有创造。我与作者有过一次交谈，知道作者有一句为文要义：从心底里流出来的文字叫文章，做出来的文章不叫文章！显然，作者在研究、撰写首任军长时，所流露出来的都是心底里的话。比如，作者在后记中，敞开心扉所说的为什么要写首任军长；比如，四十七军首任军长梁兴初的开头，作者写道：“不再讲述那些人人都知道的往事，而是把镜头聚焦到梁兴初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上。”再看全文，作者把梁兴初如何率三十八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万岁军”的经历摔掉不写，而是把重点放在“一颗子弹升一级官”，“一生中的两位救命恩人”，“当了‘万岁军’军长之后”等等故事上。我想，在许多人物传记中，特别是在众多写梁兴初的传记中，许多作者都做不到这一点，生怕遗留了朝鲜战场的战事，就不能反映梁兴初的战将形象。这就是作者在自由研究中，产生出来的自由心境。自由是永恒的主题，坚持自由思考和追求，是作者在《首任军长》一书中绝对持之以恒的事。

自由研究需要一个严谨的学风。自由不是乱来，乱来不叫自由。研究要严谨，严谨不等于研究。如今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分水岭，要么被“戏说”媚俗，“演义”的不着边际，将历史改得面目全非，这是文史的堕落。要么是史学家们精深的研讨著作，生拗僻冷的语汇，令人生畏，不敢问津，这是史学的遗憾。叶青松在自由和严谨之间，坚持学术的情操，兼顾可读性，做到既不失真，又让多层次的人们接受。做到这一点，十分不容易。据作者自己介绍，这是毕十年之功所得。读《首任军长》，能够窥视到这一点。比如，写六十一军首任军长韦杰时，其中韦杰当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团长，作者做了页下注，对三四四旅在某年某月归八路军一二九师管辖，某年某月归八路军一一五师管辖；比如，写二十七军首任军长聂凤智时，其中聂凤智担任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副团长时，作者又做了页下注，该团先后多次在红九十一师和红九十三师转隶管辖。这些容易忽略又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作者都做了注解，全书达数百处之多，这不是一日之功所能为的。常常看到许多传记著作做不到这一点，便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

自由研究需要一个美丽的结局。不管你是看重过程，还是看重结局，有一点是显见的，善良的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或者叫美丽的结局。做一个自由研究者，自然不能例外。叶青松在后记中说，“本书为个人研究题目，在财力、物力、精力上投入有限，写作次序以占有资料的多寡而决定，编排则在成稿的基础上，按编制序列先后排定。”从中不难看出，自由研究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不像有组织有计划有经费保障的研究，可以高枕而卧，无忧无虑。这就让我想起修史过程中的一个名词，叫“私修”。私修，是对正史的一种补充，但又不同于野史，属于正史与野史之间。对于这样的研究，各方力量应当予以大力支持。我很幸慰地看到，我的老朋友，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博览》杂志社副总编秦相启先生，以大胆泼辣的气势，率先拿出大块版面，对叶青松的“首任军长系列”进行了连载。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曾有意要出版该书，但因种种制约，没能成愿。如今，在中**史出版社出版，也算是个美丽的结局。几番艰辛，终成正果。

鼓励自由研究、自由讨论、自由创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我们党充分发挥和鼓舞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方针。为什么鼓励自由研究，道理很简单，因为自由研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的研究热情和创新精神。《首任军长》是检查这一政策的一块试金石，是反思这一政策的一面镜子，是监督这一政策的一双眼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