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的冬日到旧历年关，马路上的煤灰和废物在朔风里飞扬。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送旧迎新由此始。巷子里农人挑着一担担芝麻秸叫卖，也有人言之凿凿说看见了“剃头挑子”。云南突然宣布讨袁，“护国军神”蔡锷在袁世凯眼皮底下潜离北京。寻常百姓家，姑娘要花，小子要炮。中南海里呢？袁世凯说今年冬天真冷。

丰泽园遐瞩楼，政事堂内。

负责登极筹备处的朱启钤、段芝贵，正在审读政事堂礼制馆拟定的袁世凯登极各项礼仪：皇帝服、皇后服、皇子皇女服、登极礼、朝贺礼、祭天祭孔礼、临朝仪仗等等。

1月11日，参政院呈送第二次推戴书。

1月1日，袁世凯明令接受皇位。

1月1日，段芝贵在早晨8时匆匆忙忙地通知各部司、局长以上、军队师长以上的官员即刻到中南海，朝贺袁世凯登极。

如此慌张，几乱方寸，在袁世凯是因为，日本驻华公使突然变脸变调，警告外务部：变更国体似应延迟。而袁世凯引为后援的英国忙于欧战无暇东顾，这几天连朱尔典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其余列强或仿日本而效之，或作壁上观。国内，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于1月5日在上海发动肇和舰起义，炮击兵工制造局，差一点儿把上海给占领了。袁世凯怎么办？皇帝都“选”出来了，再没有不当的道理，早登大宝，早定大局。在袁克定、段芝贵等人，则怕夜长梦多致生事端，皇帝一旦登极，他们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便确立，论功行赏，可盼厚赐。于是便翻历书，选黄道吉日，名为内部朝贺，先行演练，总之是登极了，然后另择大吉之日招待百官及外国公使。

就这样，袁世凯跌跌撞撞地登基了。

9点多，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

大厅上首摆设龙案龙座，有两列卫兵排列在龙座之后。袁世凯并未皇袍加身，只穿大元帅服，没有戴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不知道为什么，袁世凯不就座，只是站在龙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对年长、位高的臣下，袁世凯把右手略略一抬，做出免礼或搀扶的姿态，说：“余一人有庆，与诸公共之。”

朝贺前，段芝贵已有话，行礼从简，三鞠躬便可以了。朝贺者却仍然纷纷跪拜，有的甚至三跪九叩，因为没有司仪，况且那些官儿毕竟在民国已有四年久不跪拜了，膝盖下弯时稍显僵硬，跪拜得并不划一整齐，再加上服装杂陈，有着戎装有着袍褂有着便服，总之这“旷世盛典”实在有点儿滥竽充数的味道。

这就算改朝换代了吗？

三呼“万岁”之后，袁世凯颁发了一道禁止反对皇帝的严令：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藉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

袁世凯说天道民心，其实他自己心里不无惆怅、忧虑，或者说他自己对皇帝的将来，至此已经不是信心十足，困兽犹斗罢了。

他仍寄望于“名分既定”，“君臣之严”，殊不知那已是明日黄花，此一时彼一时也。

袁世凯内心的空虚最充分地表现在这份严令的后一部分：

……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甘为国家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蠢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估容，予唯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

当年举之为“公仆”，现在指举者为“公敌”。

那年月，联语盛行，北京人经多见多，皇城根下，居然有市井百姓口吐一联：

皇帝骂百姓

“公仆”杀“公敌”

北京人还有一个本事，你做你的皇帝，我过我的日子。

进入腊月以后，四郊的农民便挑着芝麻秸在街头巷尾叫卖，“买芝麻秸来！”这声音在呼呼的寒风里传得很远。

在北京的旧俗，大年夜要把芝麻秸铺在院子里，分布均匀，四隅皆是，也就是说每个角落都要铺上，大年初一，一走下台阶便把干芝麻秸踩得嘎嘎作响，你来我往，拜年贺喜，便正好把芝麻秸踩个粉碎，民间谓之“踩祟”，祟与碎同音，祟者鬼祟也，驱邪镇鬼大吉大利。

这个年关北京有稀奇事：芝麻秸供不应求。家家院里愈铺愈厚，为什么？老北京说话了：今儿个年关，鬼多，要踩得扎实。为什么？你不瞧瞧，眼下北京城里就有两个“皇帝”，溥仪一个，袁世凯一个，说袁世凯是新皇帝，溥仪做皇帝的时候袁世凯还老老实实地跪着，这年头不是乱套了吗？一乱套准有鬼。

还有人言之凿凿，说看见了剃头挑子。

这剃头挑子分前后两头，前头是一个圆木桶，桶里放一个小火炉，炉上放一个铜脸盆，里边温着水。挑子的后头是一个坐凳，没有腿儿的木墩子，中间挖空可以放一些刀剪之类。

当初明朝已亡清兵入关，队伍的后面就跟着剃头挑子，随着挑子来回晃动的那块“钢刀布”是一尺来长的小龙布，背面写着十个大字“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剃头匠有权强迫汉人剃发，如果不剃，则格杀勿论。剃头挑子上的钩子也着实吓人，平时是用来搭手巾的，可是这钩子既大且硬，做龇牙咧嘴状，原来是一钩二用——杀头之后也用来挂人头。那个坐墩也有讲究：一律漆成人血般的殷红色，所有的墩子都没有四条腿，为什么？既可坐人也能宰人。坐着的老老实实把头发剃光，按在墩子上的那就是剁脑袋了。

剃头挑子又出现了，那是说逊清皇室要复辟了，虽说流言蜚语，也够让老百姓家四合院的墙门关严实好几天的。

袁世凯家的过年倒也和北京的习俗差不多，除夕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楼下，袁世凯破例喝一杯温热了的绍兴酒。因为妻妾子女太多，便用中菜两吃的分食法。袁世凯随意和子女说笑，袁克定挨过打不久，袁克文还在幽禁中。袁世凯不时地看一眼袁克文，这个他最喜爱的儿子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出来，笑嘻嘻地看一堆女儿，一个个头上扎着红绒花，叽叽喳喳地“抓彩”，彩里有糖果、玩具。三女叔祯一抓一个空白，袁世凯赶紧替她抓一个，抓出来一架风车，叔祯笑盈盈地：“爸爸运气真好！”

袁世凯就爱听这句话。

居仁堂前的院子里也撒了芝麻秸，袁世凯的规矩，他的卧室还要撒上很多铜钱，仆人撒完之后自己再撒一些洋钱，总之是为了吉利。

为了做皇帝，已经很久没有天伦之乐了。此刻，他想暂时地忘却这一些，什么列强警告、黎元洪不受封、商民抗税、孙中山的革命军，统统忘记，眼前只有儿女满堂。

他抽出一支雪茄。

五姨太娉娉婷婷地过来，给他点上火。

袁世凯笑眯眯地看着五姨太，他喜欢身材苗条的女人，而且尤其喜欢小脚女人，他的一妻九妾中除了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是朝鲜女人而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五姨太的足缠得尤其精致，真正像金莲一般，走路的时候裙裾一动，那莲花便在水波中飘来飘去。

除夕晚上必定还要做的一件事情便是查皇历，看大年初一的财神、喜神在何方，清早出门的时候便对着那神圣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可那门又是固定的，便一个个斜着、侧着出门，袁世凯像看戏一般看着会哈哈大笑，他自己却不管那些摇摇晃晃地进进出出。

给袁世凯拜年叩头要分批进行，光是子女就人，新华宫里侍从仆役丫环多达1000余人，每一房妻妾、每一个子女都有贴身侍从，时人认为：其奢华，“横万国而竖千古，无一可为援比者”。一个如此庞大的寄生体，再加上一个更为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组成了袁世凯的统治机器。高坐居仁堂的袁世凯平时足不出中南海，靠封官许爵亦即权势、金钱为唯一的驱策手段，承宣厅里人来人往，都是文武官吏上任或调任前来面谒袁世凯的，领受训辞，感受恩宠，然后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一切以袁世凯的好恶为好恶，谈何国计民生？

其时，远离京城之外的中国农村及中小城市的民生凋敝，已经无以复加了！

政治上的倒退，无疑会同时带来道德的沦丧、经济的萧条。1915年的估计，从筹安会开始的帝制运动共耗资6000余万元，相当于1914年全国田赋的总收入；灾难还不仅止于此，仅仅是袁世凯登极大典的预算就达5900万元，其中光是购置龙袍、龙袜、宝座、玉玺等御用品一项便支出00多万元，而1916年9月16日上海《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运动前后所耗款项为6万万元！

钱从何来？

举外债，再用人民的血汗还本付息；其次更主要的便是横征赋税。除了照收前清的各项税款外，又有各项新税：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1914年，袁世凯即已颁发了“规复旧税文”，命令“旧税一一恢复，新税一一进行”。是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田亩，扩大田赋收入，从1915年起增收田赋000万元。同时在广东实行鸦片专卖，同时强令发行公债和“爱国储金”。

袁世凯把农民逼上绝路之后，全国农村反对清丈地亩的斗争几乎演变成农民起义，几千农民肩扛扁担包围县署焚毁清丈局的事时有发生，而且这把火一直烧到了袁世凯眼皮底下，直隶各县如易县、涿县、房山、固安等地农民群起喧嚣，袁世凯不得不下令“暂缓办理”。

1916年初，为登极大典的经费苦思冥想的段芝贵、朱启钤、梁士诒提出：把各地商民储入交通银行的“爱国储金”挪作帝制经费，袁世凯首肯。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商会公开致电政事堂说：“旧税未除，新税叠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

真是脂膏已竭，何堪再剥！

过完年，破了五，北京开始下雪，白天黑夜，疯了一般地下，日头是惨白的，夜间除了茫茫雪花一概看不见天空，袁世凯说这个冬天特别冷。

袁世凯穿得够多的，绒裤褂外套厚驼毛坎肩、厚毛线对襟上衣、小皮袄，下穿厚毛裤，再套上皮里的黑呢制服。

还是冷。

大口嚼人参、鹿茸。

对袁世凯来说，雪上加霜的最后的日子，迫近了，虽然他还没有任何预感，只是觉得冷。

袁世凯不可能忘记一切，尤其是帝制进行时密件被泄露，此类密电共有50多件，发往各省将军或都督府，虽已限时销毁，还是有人做了手脚，这是谁？

袁世凯的多疑，已使他寝食不安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冯国璋，既不奉调进京，也不来朝见，连贺表也不发。其次是云南都督唐继尧，有情报说此公与孙中山、黄兴手下的人有往来，眼下则已公开谋反。

袁世凯甚至有过这样一闪念：我何苦做这个皇帝？但，不做不行，还是得做，他的部下北洋军中的那些上将军的心思，袁世凯早就看出来了——“中国的天下是我们帮着一起打的，继承权柄的应该是北洋军中人，你做皇帝传子传孙，上将军干什么？光跪着？给你跪不算，还给袁克定跪？”

唯其如此，袁世凯才下决心做皇帝，君臣名分既定，谁还敢有野心？

这就是专制权力的怪圈，权力可以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传子传孙，可以私相授受，可以成为平衡的砝码。而由权力生出的荣耀与富有，则总是在金光闪闪地吸引着新的弄权人，追逐权力者有谁不是为了特权？在这怪圈之下，人都变形心都变黑，黑道是通幽曲径，白道是白日做梦。

这些电报的披露，袁世凯做皇帝之心可谓昭然若揭了！原来一次又一次的推戴、选代表、改国体等等，都是事先策划定的，整个儿是一场骗局加闹局。

密电虽然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发出，或政事堂，或“国民会议事务局”，或朱启铃、梁士诒“我等十人”的，但接电文的人一读之下便可感觉到其最大的来头，因而具有足够的背景并且都是指定性的，也就是说非照办不可，绝无商讨之余地。

1915年10月1日，政事堂密电各省：

各电均转呈，奉大总统谕：国体不宜，彰明较著，智愚共见，中外同声，倘有墨、葡之变，必为韩越之续，慕虚名而假实祸，稍有常识者皆能言之。中国介处列强，危机四伏，国基未固，人心不安，盖时局之危无过于今日者矣。

国体不宜，危险在后，此数年中言之者众矣！予亦非有意因循，置根本大计于不顾，但欲归复故主，则中外大半反对，事有难言。欲求别贤能而理，顾海内又乏统治全局之才，熟思审处，不敢置议。

现经代行立法院决定议案，以国体问题决诸国民代表大会，系属法律上正当之办法，各国亦多赞服，京外文武各官务各保守治安，维持秩序。

1915年10月10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

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云者，不过取正式之赞同，更无研究之隙地。将来投票决定必须使各地代表共同一致改为君宪国体，而非以共和君主两种主义听国民选择自由，故于选举投票之前，应由贵监督暗中物色可以代表此种民意之人，先事预备，并多方设法使于投票时得以当选，庶将来决定投票不致参差。

话说得够明白的了，所谓国民大会的选择，绝对没有选择的自由，但朱启钤等唯恐各省办事的人看不明白，同日又有密电：

应请贵监督迅即密饬所属各初选监督，对于该县之初选当选人应负完全责任。尽可能于举行初选当选之前，先将被选资格之人详加考察，择其性情纯和，宗旨一贯，能就范围者，预拟为初选当选人，再将选举人设法指挥，妥为支配，果有窒碍难通，亦不妨隐加以无形之强制。

1915年10月日，朱启钤等以“我等十人”的名义，发出密电（“我等十人”即：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

国民推戴书文内必须照叙字样日：国民代表等“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此四十五字万勿丝毫更改为要。

1915年10月9日，国民会议事务局的密电揭开了以金钱收买代表的秘密：

前次电达以后，尊处用款有无窒碍情形，统希随时密示，本局谨当竭诚相助，以便尊处放手办事。

密件往返难免有泄露之机，这是袁世凯的亲信们早就预料到并作了防范的。1915年10月11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密电：

京外官署往来密商之件，实为治乱安危所系，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点，此节对内对外，动关国家威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

1915年1月1日，国民会议事务局在作出上述申令之后仍然不放心，要求立即清点烧毁，并于烧毁后电告北京：

此项电文无论如何缜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忘肆品评，更或史乘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

这些密电的泄露，果然使袁世凯狼狈不堪，但在他的内心里却还不足以引起震颤，他的经历，他所见所闻所参与其中的晚清的政治以及民国初年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成功，仍然使他相信只有武力才是最重要的，以这一点而言，袁世凯仍不失为一个精明的军事家。

袁世凯在决心帝制自为后，把军队控制局面以防不测的重点放在北洋军尚未到达的云贵地区，即西南各重镇。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直接向袁世凯负责，除了监视三省将军及地方官的行为、思想外，实际上形同太上皇，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袁世凯部署西南军务中最紧要的一着棋，便是派他的亲信、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大办事员、参谋次长陈宦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大举入川，陈宦一进成都，袁世凯即升授其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揽一省军政大权于一人。

四川的战略地位既是天府之国米粮所在，又因为十万大山的险峻历来为进可以控制西南退能够保全内地的兵家必争之地。

袁世凯把四川交给陈宦，而陈宦却不是北洋一系中的人，内中是有道理的。

陈宦，字二庵，原为黎元洪的亲信下属，由黎元洪推荐，入统率办事处，后由参谋次长代理参谋总长。陈宦一进北京，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认定今日之天下非袁世凯莫属，便迅速果断地把黎元洪当作垫脚石投向袁世凯。陈宦为了取得袁世凯的宠信，常常夜不能寐，对军国要事投袁世凯所好细加揣摩，每一项都列出左中右三策，时人谓其“左策放在左袖，右策置于右袖，中策塞进靴筒”，当袁世凯召集会议咨询政要时，陈宦每每做谦虚状，让别的办事员先说，而他却在一边察袁世凯之言观袁世凯之色，判断左中右三策哪一策更合袁世凯的口味后立即侃侃道来，简练而从容，袁世凯每每大喜：“二庵所见，深得我心。”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黄兴败逃日本，剩下的心腹之患便是黎元洪了。一则黎元洪以武昌首义之统帅，国人对他仍然敬重；二则黎元洪以武昌为大本营，手中握有重兵且又雄踞武汉三镇，水运、铁路均在其掌握之中。陈宦决心彻底叛变黎元洪，便献计道：调黎副总统入京，只一句话便顿去袁世凯心头疑云，并和梁士诒不谋而合。所以圈子里边的人说，把黎元洪送进瀛台的不独是袁世凯、梁士诒，还有陈宦。

作为袁世凯称帝前镇守西南腹地的大将，陈宦行前拜见袁世凯。

袁世凯很高兴：“二庵，西南交给你了，一切便宜行事。”

陈宦：“谢大总统厚爱！”

说毕，双膝一弯扑通跪下。

“起来！快起来！”袁世凯对心腹爱将是比较随和的。

陈宦：“属下愿长跪。”

袁世凯：“所为何来？”

陈宦：“一则今后不能常侍左右，非长跪难报知遇之恩；二则属下有所求。”

“讲。”

“请大总统早固国基，早登皇位。”

“此事不能太急。”袁世凯松了一口气。

“以属下之见，非但应抓紧而且要争分夺秒。”

“国体事大，疏忽不得。”

“万世一系，岂容怠慢，此其一也；君臣名分之下，一切按部就班，此其二也；天生民而民择君，人心所向，此其三也；内忧外患，有大总统面南而号令八方，江山固若金汤，此其四也！”陈宦边说边跪地而行，匍匐于袁世凯的膝下口咬袁世凯的靴子不放，并做痛哭失声之呜咽状。

袁世凯：“我答应就是了，你起来。”

陈宦这才站起，雄赳赳领兵一路旗帜飘扬往成都去了。

此外，袁世凯又调曹锟率领的北洋精锐第三师布防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屯兵武昌，作为入川之军的后援，也是大西南的第三道防线。

袁世凯又以换防为名，调卢永祥的第十师及杨善德的第四师进驻上海附近，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加上已在南昌的北洋第六师，形成了长江以南的坚固防线，用来对付反对他的中华革命党人和民间的反抗活动。

应该说，时下京城里文官或文人的活动，不过是替袁世凯造声势，做的是非做不可且一定要做好的表面文章，而真正使袁世凯认为他还有力量能控制局面，而决心帝制自为到底的是陈宦等辈的枪杆子。

倘论人算，袁世凯丝毫没有疏忽大意，可惜还有人算不及的天算。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以后便陆续发生，第一个让他倒抽一口冷气并最终把他从洪宪的宝座上拖下来的是蔡锷。

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是总教习，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百日维新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蔡锷一直注视着他的恩师的行踪，后应梁启超之邀赴日留学，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19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遵梁启超之嘱，回国到广西创练新军，给人的感觉是精明、务实，有志于军中发展，为云贵总督李经羲赏识而调至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后，蔡锷即在云南响应并公开举兵，被推举为都督。

蔡锷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实在得益于山高路远，以后的南北议和、迁都，乃至府院之争，他统统置身事外了，这里有没有梁启超的指点，其说不一。但蔡锷一辈子敬重梁启超，却是世所公认的。

以后，北京政局风云迭变，梁启超拥护袁世凯，并得袁世凯的任用，蔡锷便渐渐地在北京军界初露头角，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调蔡锷到北京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当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这使蔡锷有了参与袁世凯核心军机的机会，便认真留心观察研究北洋军的实力、指挥及后勤各系统。其间正好河南农民白朗起义，一应调兵、围剿的军事计划蔡锷都认真看过，在袁世凯面前也有所建言，袁世凯对蔡锷，虽然知道曾是同盟会中人一直提防着，同时也另眼相看，为其年轻干练。

埋头办事不作张扬的蔡锷却因为白朗之战，把北洋军的底细摸了个一清二楚，对他的好友后来做过他参谋长的殷叔恒叹道：“以北洋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对付乌合之众白朗三千余人，耗时两年，且枪弹充足、粮饷齐全，而白朗能纵横于豫、鄂、陕、甘如入无人之境，北洋军不过尔耳！我在云南的一个师可以打北洋十个师，你信不信？”

殷叔恒知道蔡锷是一员猛将，也从来不说空话，便道：“松坡兄举事之日，弟当马前鞍后相随。”

蔡锷以一指贴唇：“总有这一天，只是万勿泄露，一切如常。”

袁世凯决心做皇帝，梁启超公开反袁，曾与蔡锷密商。特务报到袁世凯处，蔡锷便被监视，住宅也被搜查。

蔡锷心知这是最后的韬晦，便在将军府领衔劝进袁世凯做皇帝，使人感到蔡锷此人，既不忘恩师之旧，也不负总统之望，对他的监视便稍有松懈。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潜往天津，又东渡日本，再借道越南，潜回云南。云南都督唐继尧是他的部下，中下层军官中蔡锷的威望也很高，据载，蔡锷回滇，一时人心雀跃，便成了举国瞩目的讨袁基地。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受孙中山派遣也潜往蔡锷处，商议讨袁。

当袁世凯得到消息说，蔡锷、李烈钧齐集云南谋反时，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袁世凯问段芝贵：“蔡松坡几时离京的？”

段芝贵竟然不知道。

“混蛋！混蛋加三级！”

“立即发电给唐继尧，捉拿蔡锷、李烈钧，就地枪决！”

段芝贵：“唐是蔡松坡的部下，他断然不会遵命。”

袁世凯：“那也发，我倒要看看唐继尧的戏！”

不日，袁世凯接到了唐继尧的电报。

袁世凯的手在发抖，这哪是臣下的电报而是最后通牒！

电报要求：

立即取消帝制。

立即将帝制元凶杨度等十三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

电报并限定袁世凯4小时内作出答复。

1915年1月5日，蔡锷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并开始正式讨伐袁世凯。循武昌起义先例，成立云南省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并设护国军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击四川，决心要让陈宦做败军之将；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经广西打到湖南、江西；第三军为总预备队，由唐继尧兼任司令。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大校场誓师讨袁，直指袁世凯叛国称帝。昆明万人空巷游行的队伍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及“拥护民主共和”的口号，护国战争拉开帷幕。

一个不太知名的人物，在最恰当的时候站到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关口，大无畏地向独裁者袁世凯及他的北洋军发出了挑战。历史的必然性有时是通过偶然性奇特地反映的，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很可能是学会了沉默和忍耐的人。

这个人就是史书称之为“护国军神”的蔡锷将军。

袁世凯惊慌了！

他在中南海里的国务会议上竟然大声地抱怨说：“余本不主张帝制，是尔等逼余为之！”

此言一出，袁世凯自觉失态，他毕竟是一个从大风大浪中过来的人，他知道目前为止他还不是输家，更何况他信大富大贵的天命，他还握有北洋重兵，他认为军事上的胜利还会给他带来奇迹，人生无非是又多了一道坎！

袁世凯在瞬间恢复了镇定，毫不迟疑地部署了对云南的军事征讨：密令驻扎岳阳的曹锟部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密令驻扎南苑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驻扎保定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迅即动员随时听令统兵南下。

曹锟督率各军分三路在天寒地冻扑向云南的时候，袁世凯在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坐镇指挥。

曹锟的三路兵马共七万多北洋精锐分别由贵州、湖北、广西向云南进发，蔡锷的护国军不足一万，按理北洋军是非胜不可的，奈何士气低落，行动迟缓，而护国军进展神速，斗志旺盛，竟然以少胜多，一直打到了贵州，戴戡所部直使北洋军望风而逃。1916年1月7日，贵州宣布独立，继之护国军攻入湘西，与北洋军相持于辰州、宝庆一线；1月1日川军刘存厚阵前反戈倒袁，配合蔡锷围攻泸州。

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日日向袁世凯发电告急、求援，每一篇电文都标有“火急！”“十万火急！”“十万万火急！”字样。

袁世凯的牌还没有打完，他几乎屏退全部助手，一个人在丰泽园里调兵遣将，银元、慰问品也随军南下，他不服输，他自认为在军事上中国尚无与之抗衡者，他相信拿破仑的话，一个大军事家打胜仗的全部秘密便在于以局部的绝对优势消灭对手。

北洋军源源不断地涌入四川和云南。

同时，袁世凯一天也没有忘记外交上的成功，可能会给全局带来的影响。其时，欧战还在进行中，英国是靠不上了，便转而投向日本，一个机会出现了：日本天皇将要加冕。

袁世凯当即决定，派农工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专程赴日祝贺日皇加冕，并向日皇颁发大勋章。趁此机会，袁世凯授全权予周自齐，与日本首相大隈密谈，不惜继“二十一条”之后再出卖国家主权，但务求日本对洪宪皇帝以公开承认和支持。

诡计多端的日本人开始表示欢迎，继而在周自齐行前一天，即1916年1月6日，日本政府忽然照会袁世凯说：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

这个消息较之于北洋军在前线的失利，更使袁世凯忧心忡忡，他知道内外交困的局面是什么味道，他在抛弃过多少朋友、同道之后，也不得不开始咀嚼被抛弃的滋味。

负责对日外交的曹汝霖见此情景连忙用日文写了题为《日本与中国》的论稿，刊载《东华评论周刊》，乞求日本政府与袁世凯修好，他说：

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互相恋爱，继则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曹汝霖的谄媚、无耻，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耻辱已经不仅仅属于曹汝霖一个人了，曹汝霖决心要把中国出卖个干干净净，不妨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不断渗透，后来的大举侵华，都是有曹汝霖这样的中国人做先导的。

外交果然需要手段，需要妥协，有时甚至是要有国家根本利益的让步，但外交最根本处却在于实力。袁世凯的内外交困，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就在曹汝霖肉麻地说中国和日本恋爱结婚的时候，日本人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抛弃袁世凯已见端倪了。

日本特务与冯国璋联络；

日本人在东北和内蒙制造清室宗社党**；

日本联合各国拒绝接受“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

日本扬言有派兵进入中国内地的自由……

袁世凯真是无可奈何了！

为了苟延残喘，袁世凯只得变通，下令：对外称中华民国，对内仍用“洪宪”年号。

有人说这样有伤国体。

袁世凯倒也干脆：“横竖外交之文件百姓也看不见，而且我是做中国的皇帝，不是做外国的君主。”

那年头笑话也多，北京人依然幽默，称袁世凯为“总统皇帝”，“陛下阁下”。

“早晚得搁下。”北京人如是说。

这“搁下”二字，在北京话里可是有讲究，搁那儿了，晾那儿了，还算是好的；还有更不吉利的，搁在一边不动唤了，类似于今日的“丫挺”。

袁皇帝做得并不顺心，很累，“中西合璧之元首”，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而当时国内的一些地方官僚以拍马屁为唯一能事，并不了解袁世凯的内心，除了正在打仗的云南、贵州外，还在三五天发一个通电，“吁请我皇帝早登大宝！”即正式登极。

袁世凯一拍桌子：“登你妈个熊！”

原定在春节正式登极，一切礼仪都已准备完毕，袁世凯说了句：“大伙儿回家过个年再说。”

这是1916年月日，大年初一，本章前面写到的那一幕。

大年初一之后，袁世凯便独居一室，筹划前方军机。战事呈胶着状态，北洋军已不再有当年的锐气，却是肯定的。大量增兵之后，如能将护国战火扑灭于四川，则时局尚可挽回。袁世凯总是心虚了，而且捉襟见肘，为了争得列强的同情，他决心暂缓正式登极，乱象乱世无吉日可言。

他变得暴躁、易怒。

他似乎发现那些热衷于把他推上帝位的人脸色都很苍白，而且愈加战战兢兢，只有夏寿田和杨度例外。

他� ��是觉得冷，偏偏三女叔祯还要来添乱：“还是二哥说得对，高处多风雨，做什么皇帝！”

叔祯可以胡说八道，可以在袁世凯不想见人的时候进屋撒娇，十六七岁女儿初长成，袁世凯心中所疼爱：“丫头，懂什么？”也就是说这么一句。

袁世凯心里想得其实很多。

那些反对他帝制自为的亲信，张一麐，机要局局长，婉言相劝过，“帝制自为，后祸无穷”；周学熙，财政总长，曾密上一陈，也只八个字：“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还有徐世昌、黎元洪，一个在“谈风月馆”读书写字，一个在东厂胡同闭门拒封。袁世凯一直对黎元洪又防又拉是有道理的，执掌权柄他喜欢一人独揽，可是装门面的时候黎元洪是很好的角色，可以堵各种人的口，此乃黎元洪的经历使然；而况黎的为人也还平和，并无想跟袁世凯一争高下的意思。因此袁世凯称帝前夕第一个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且由其时的国务卿陆徵祥率京中文武百官到东厂胡同黎的新宅致贺。是日早晨，东至隆福寺，西抵皇城根，南过东安市场，北到安定门大街，冠盖云集，车为之停路为之塞。黎元洪着便装从宅内出迎，陆徵祥有贺词说：“大总统以阁下创造民国，推翻满清，功在国家，故明令晋封为武义亲王，望即日就封，以慰国人之望。”

黎元洪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不敢当，请回。”

辞毕入门，把陆徴祥等轰回去了。

这就是黎元洪，他反对袁世凯称帝，拒不劝进，他骂自己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袁世凯听了作何感想那就不管了，黎元洪对袁世凯自问不是对手，因而一让再让，南方二次革命起，有劝黎元洪反袁的说袁世凯必定帝制自为，黎元洪告知：“目前我不能反袁，副总统反总统该当何罪？若有一日项城称帝，则余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毁家灭身，在所不惜！”

黎元洪忍让一生，终有不能忍让不可忍让之日，这反而倒让袁世凯吃了一惊，黎元洪拒封的那一席平平常常的话广为传播，国人无不称颂。

继之，袁世凯又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各颁嵩山照片一幅，均许不向袁世凯称臣。徐世昌受封之后笑对左右道：“你们说何为嵩山四友？”

徐世昌身边也有拍马屁的，来得挺快：“嵩山，名山也，名山名相名友之意。”

“嵩山四友，永不叙用！”徐世昌一边笑一边自言自语。

……

袁世凯独处一室，好像是日理万机，其实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等待消息，希望捷报传来，在外交窒碍，日本人几乎翻脸、英国人无暇东颀之后，他唯一可以稳定全局进而扭转逆势的法宝便是军事上的胜利了。

1916年月中旬，陈宦密报：增援各军已陆续进入预定作战位置，诸将领的圆桌会议上作战任务亦已分头下达，军力充厚、士气尚盛。

袁世凯当即下令：“全线进攻，一鼓荡平。”

这是1916年农历元宵节前夕。

元宵节。

中南海里袁世凯一家人照例又要团聚，而平时则是各房分灶吃饭各吃各的。

男男女女都在居仁堂楼下等着吃元宵。

姨太太们不知道袁世凯的心事，外边的战况唯袁克定一清二楚，只见他愁容满面地坐在一边，托着下巴想心事。姨太太们很高兴，这几天正在商量分封妃和嫔，正室于氏最安然，她这个正宫娘娘是做定了的，虽然袁世凯早已和她不再亲近。

袁世凯拄着拐杖，“笃笃”地从楼上走下。

“下来了！”

众人皆起立。

袁克定看了一眼他父亲，就几个月，做皇帝了，可也苍老多了。

袁世凯倒还显得轻松：“坐，吃元宵。”一边说，一边用目光寻找袁克文和三女叔祯。按理女儿不能和他同桌，袁世凯拍拍叔祯的头，对袁克文说：“招儿，你和我一起吃。”

袁克文应声走来。

居仁堂楼下摆了六桌。

元宵分四种：芝麻、枣泥、果仁、豆沙。

这个场合，照例不谈国事，可以边吃边聊，袁世凯高兴的时候还会拿他的部下说笑话，冯国璋不能再提了，姜桂题总跑不了，在袁世凯的办公室里骂娘，端着痰盂尿尿，以前还说起过梁启超，袁世凯的口头禅——“书生气如梁任公”，现在也不说了，因为梁启超说了一大通袁世凯自赞自成自讨自论的刻薄话，眼下又正在和蔡锷一起护国。

身边的人少了，话题也少了。

袁世凯想找个什么话题，便出了个主意：“咱们对对子，招儿你出上联，抢对！”

袁克文：“陶然亭。”

六姨太：“张之洞。”

袁克文差点儿没笑出来，这是他去南京那一次和六姨太一起吃花酒时告诉她的，想不到她旧对新提了。

袁克文：“孙行者。”

叔祯：“梁任公。”

这一对把袁世凯对乐了：“中，任重道远，行也，王者为公侯。”

袁克文：“玉泉精舍。”

九姨太：“八大胡同。”

袁世凯摇头：“不雅也不工，还不如‘阅微草堂’。”

众人说好。

袁克文：“与尔同消万古。”

这一下把大家难住了，袁世凯：“招儿，你自己对个下联。”

袁克文：“问君还有几多。”

袁克文：“另有两联是写李鸿章的，看记得不记得——‘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原来李鸿章做相当于宰相的文成殿大学士时，任户部尚书古称大司农的是翁同龢，常熟人。

“举世共推和事佬。”

“大家都是过来人。”

袁克定脸色骤变，说这副联语是什么意思？不吉利。袁世凯却没有在意，接着又出了个上联，他生前的得意之作：“一死回天。”

五姨太抢在前头：“三生有幸。”

这一联居然也博得袁世凯的赞许。

就在兴头上，六姨太也实在不知趣，趁热闹的当儿，以为袁世凯心情还不错，竟说：“要是给我封个嫔，我就带了孩子回彰德。”

八、九两个姨太太也立即附和，她们三个内定为嫔的，早已先通声气了。

五姨太一看袁世凯的脸色不对，便说：“别说了，你们都当妃子，好吧？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

那三个不更事的姨太太仍然喋喋不休。

袁世凯倒也没有发脾气，把筷子一撂，长长地叹了口气：“你们都别闹了，回彰德好，太行石洹上有水，你们扶着我的棺材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拄着拐杖，“上去”了。

元宵节以后第五天，即1916年月日，袁世凯下令“延缓登极”，撤销“大典筹备处”。

也是元宵节以后，袁世凯食量渐减，半夜盗汗不止。一海碗的鸡丝汤面只能吃掉一半，且以喝汤为主。

精神也大不如前了，常常唉声叹气。

“吃点儿补药吧。”他还是相信那些参茸之类的补品，却已不是大把地送往嘴里嚼了，而是取三五片细细嚼辅以温开水下咽。

他忽然觉得就是新华宫里的人也都在规避他，中南海冷冷清清的，只有吼叫的风挟着树枝上的残雪，在办公室外呼啸而过。

袁世凯怒喝：“人呢？人呢？”

这个冬天真冷！（未完待续）